-标题--> 谁在“包揽词讼”

　　□胡科刚

　　包揽词讼，指招揽承办别人的诉讼，从中谋利。这一行，古已有之。邓析，春秋时期曾任郑国大夫，相传是讼师业的鼻祖。他聚众讲学，传授法律，助人诉讼。《吕氏春秋》说: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自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统治者以“法”治国，法律被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法律条文公布后，人人都有可能遇到官司，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熟悉那些法律条文，而且自如地应对诉讼纠纷也是一个难题，因此帮助他人进行诉讼的行业也就应运而生。

　　在封建社会，家族以外的纠纷，通常由里老及地方绅士等调停解决。由于给了里老、乡绅一定的权力，一些劣绅刁衿常有横行乡里，插手词讼，甚至包揽词讼的事情发生。因他们与地方官往来密切，在公堂上勾结书吏，凭借自身的地位，可以代当事人说情，从而谋取利益。

　　小说《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原本是一个开药材铺子的商人，《金瓶梅》第一回说他“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西门庆除了开药铺，放官吏债，还“把揽说事过钱”。“把揽说事过钱”即替人打官司，替别人说情或办事，从中收取别人的感谢费。

　　这种包揽词讼的行为不可避免助长了腐败等现象的蔓延，因而是官府严厉打击的对象。《大明律》中就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清《六部处分则例》也有在籍官员倚恃势力、干预公事、行凶不法、作害地方者，革职治罪的规定。

　　除了部分基层官员、劣绅刁衿包揽诉讼，清朝官员蓝鼎元所著《鹿洲公案·偶纪下·猪血有灵》中还记载了一个讼师:“举练都草湖乡有讼师陈兴泰焉，穷凶极恶，终日唆讼为生。常创诡名、架虚词，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盗，或称强寇劫掠。上司提解羁絷牢狱，久之以无原告对质，释宁行销，其人已皆磨累破家，不堪复问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诉，平地兴无风之波，尤兴泰长技也。”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任黄州知府，通过调查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他对那些在民间诉讼中起教唆和鼓动作用的“刁泼之徒”的类型进行了细分。其一为“讼棍”，活动方式是“代告”:“……稍有口角，在傍讼棍，陡起风波，挺身代告，书名作证，即原告亦不能自主之也。且牵告无辜，或以泄宿忿，或以食弱肉。及至提审，彼飞扬远遁，脱身事外，致原被两败俱伤”；其二为“光棍”，活动方式是“包揽”:“有一等光棍，聚集省会，出入衙门，开张客店，专以包揽词讼为生涯”；其三曰“讼师”，活动方式为“代书”:“有一等讼师，凡告诉不准之词，一经毒手，无不耸准……尽沦丧于讼师之笔端。”

　　种种情形，可见包揽词讼者的强势。不只是讼师等包揽词讼，官场上知名的大人物，没有发达时也会做此等事。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在国外，“包揽诉讼”罪名源于中世纪的英格兰。为了防止贵族和官员干涉司法，英国专门规定了“包揽诉讼罪”，严禁任何与诉讼无关的人串谋强行干预诉讼和分享诉讼成果。1967年，英国正式废除“包揽诉讼”罪，这给律师收费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现在大部分诉讼案件都有律师代理，但现实社会中，还是有极个别无良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向当事人索求财物，说是给法官送礼(其实最后都入了自己腰包)，或者说他与某某法官是同学、亲戚，与法官熟悉，蒙骗当事人的财物，给法官和法院的信誉蒙上了阴影。

　　从邓析开始，里老、地方绅士、讼棍、秀才及京官，他们都有部分人在诉讼中“包揽词讼”，诉讼被他们作为凭借而肆意谋利，法律也被任意解释，甚而挑拨撺掇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严重扰乱了普通民众向司法机关寻求救济的秩序，对国家的安定团结也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受到打击也是必然的。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必因噎废食，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人们要求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愿望更加强烈，法律服务也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只要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对此种行为予以矫正和惩治，不难使其真正走向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行为准则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