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0”巧家爆炸案发生三个月后,真相大白于天下,原来被警方认定有重大作案嫌疑的赵登用,被确定为是被当成“人弹”的受害者。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因拆迁而起的作案动机趋于明朗。然而就在赵登用冤情洗清不到一个月后,北京律师兰和宣布,受云南巧家爆炸案被害人赵登用家人委托,将向巧家县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巧家县公安局就侵犯赵登用名誉权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万元。(9月3日《京华时报》)
4人死亡、16人受伤,异常惨烈的巧家爆炸案中,受害者赵登用的命运轮回让人不胜唏嘘。从十恶不赦的暴徒到被人利用的“人弹”受害者,或许,这样诡异曲折的案情判定后,赵登用该从冤情洗白与警方致歉中感到瞑目了。但是,作为一位被利用为“肉弹”的受害者,赵登用身后从施害者到受害者的一系列遭遇,却依然让人透过新闻纸,感受到炸弹轰然炸响后的强烈余震。这或也是赵家递交诉状,向巧家县公安局索赔的根本原因。
同为罹难者,赵登用的命运可怜又可悲:他既是受害者,又沦为了害人的凶器。但是,就是这样被利用的受害者,警方却草率地通过爆炸录像,结合其私人QQ空间等内容,将之锁定为“报复社会”的犯罪嫌疑人。面对汹汹质疑,官员甚至不惜以前程作赌注,其意图明白无误地指向了一个目标:该案与拆迁无关。这种拿公信做赌注,并不专业和严谨的刑事侦查程序,不仅让赵登用蒙冤,其家人被非议,被迫承担来自社会舆论的二度伤害,更让政府公信在地方利益中沦陷。这些,足以构成政府公共应对的负面样本。
或正因为此,即便在警方不乏诚意的致歉之后,民间对于“是否应该问责”的追问就一直没有止息。当巧家案水落石出之后,公众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位拍着胸脯“用前程担保赵登用是嫌疑人”的公安局长,不少网友戏谑说局长“欠公众一个前程”。这种来自民间的直观问责,既是对政府公信、程序正义的拷问,又反映出人们渴望从问责中倒逼公共部门保持敬畏之心的心理。
人们明白,对于巧家案的反思,致歉远远不是公共应对的终点。正如赵家的委托代理律师兰和所说,因为“警方信息公布的草率、功利和专业精神的迷失,导致赵登用由不明就里的无辜受害者演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徒”。在侦破过程中,出现认定错误或在所难免,但对程序正义抱持起码的敬畏,与地方利益保持距离,抱持独立与严谨的侦办方法,却应该是办案机关起码的态度。于此,赵家的起诉索赔,算是对警方草率与不独立态度的民间问责,它试图以司法之力,对导致蹊跷案件的背后动因进行深入挖掘与探究。无论如何,这都是迈出公共问责的第一步。也只有以问责之力,让公权力对公民权利与程序正义保持敬畏,人们才不会在受害之后,还要承担二次伤害的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