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四牌楼” 昔日城央地标今安在

　　原标题：广州“四牌楼” 昔日城央地标今安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华中路“四牌楼”街景。 记者倪黎祥 摄

　　“四牌楼”实为五座 如今仅存乙丑进士坊 60多年前迁至今中大校园内

　　1660年到1960年，300年的时间广州有着怎样的历史变迁？反映广州历史变迁的广州城图像展正在东方文德广场举行，建筑、饮食和地图等人文历史的图片，勾勒出广州300年间的沧桑变化。其中的“四牌楼”牌坊图片，尤为引人注意。对于“四牌楼”，上了年纪的老广州绝对不陌生。上世纪初，它无论作为地名还是建筑，都是广州的地标。

　　文/记者徐静、廖靖文 实习生吴才林

　　（除署名外）

　　摘自：《后望书》

　　作者：朱幼棣

　　忠贤街

　　乙丑

　　进士坊

　　乙丑牌坊是为表彰明天启五年（1625年）的广东进士李觉斯、梁士济、罗亦儒、吴元翰、岑之豹、尹明翼和高魁7人而立。

　　承恩五代坊

　　承恩五代坊，为何祥熊立。何祥熊，新会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最高官职任吏部尚书。

　　奕世台光坊

　　奕世台光坊则是为黄仕俊一家三代而建。黄仕俊于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被钦点为状元，最高官职任文渊阁大学士。黄仕俊的祖父黄廷机、父亲黄镐，皆为当时的名士。

　　戊辰进士坊

　　戊辰进士坊，则是为梁衍泗和陈子壮等人立。梁衍泗，南海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最高官职任副都御史。陈子壮才华横溢、尽忠报国，崇祯皇帝曾称赞道：“真是阀阅天南第一家啊！”特下旨建坊，以纪世德。

　　“四牌楼”有新旧之分

　　“四牌楼”起源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是建于今解放中路口与朝天路口之间中山六路段周边的4座木质牌坊：惠爱坊、忠贤坊、孝友坊、贞烈坊。惠爱坊纪念的是历代自中原入粤的67位名宦；忠贤坊纪念的是广东的49位乡贤；孝友坊纪念的是广东的54位仁者；贞烈坊纪念的是广东的55位节妇。

　　省作协专业作家杨万翔对“四牌楼”的沿革作过细致考证，他介绍牌坊依托巡抚署彼此映衬，互为犄角，圈出一个大型商业街区，全称是“四牌楼市”。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侵略军盘踞广州4年。对那4座木牌坊的命运，《广州城坊志》作如是简约记述：“署废，坊亦废”。

　　而忠贤街上原有十座牌坊，在当时仅存且恰存四座，分别为乙丑进士坊、承恩五代坊、奕世台光坊、戊辰进士坊。广州人于是移花接木，把忠贤街叫作“四牌楼”。这四座牌坊，也都是专门为纪念广东籍的进士官宦而立。

　　“当世老广州见过的四牌楼，并不是典籍记载的惠爱、忠贤、孝友、贞烈那四座牌坊，而是指从中山路口至惠福路口依次矗立在解放中路上的石砌牌坊。”

　　后来，人们发现，“四牌楼”其实有五座牌坊，这是因为盛世直臣牌坊晚至清同治四年（1865年）才从今仓边路移到忠贤街。

　　北京牌楼的拆除

　　牌楼即牌坊，始源于中国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

　　1951年年底，北京市开始酝酿大规模拆除牌楼，直接的原因是“影响交通”。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担任起解释拆除任务的工作。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街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独特的景观。1955年，建筑界对“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建筑思想”开展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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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的风云变迁，你能一眼望尽吗？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编者注）时隔半个世纪后，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又依原样重建了永定门城楼。

　　清“四牌楼”灯市有盛名

　　“四牌楼”还因为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而闻名。明末清初，“明末岭南三忠”之一的陈邦彦在明朝灭亡后，依旧领兵抗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包围陈邦彦驻守的清远城，猛攻十日，陈邦彦次子馨尹死难，他本人肩中三刀后被擒。最终，被押往“四牌楼”行刑。

　　清代，“四牌楼”一带是热闹繁华之地，新春时节更是游人如鲫。有民间咏“四牌楼”灯市的《羊城竹枝词》云：节近元宵乐未休，买灯花到四牌楼。

　　民国年间，“四牌楼”则以卖故衣出名，在几百米的马路两旁，开了六七十家故衣店，占了全市故衣店的91%。

　　影响交通拆迁复建

　　在城市发展中，这些牌坊成了“绊脚石”：随着广州发展，作为当时唯一贯通南北的主干道，从“四牌楼”下通过的汽车日益增多，因为牌楼中间宽不过五米，时常发生交通事故。于是有人认为，五座石牌坊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

　　独立研究者、广州城建史专家卢洁峰女士介绍，1947年2月26日，广州市工务局制定了一份《拆卸四牌楼及其安置支付预算书及估计表》。该预算书信息显示，五座石牌坊自北往南的排列为：盛世直臣坊、乙丑进士坊、承恩五代坊、奕世台光坊、戊辰进士坊。每个石牌坊的石料约为39立方米、重约105吨。

　　卢洁峰考证认为，经过多方磋商，五座石牌坊除了乙丑进士坊由岭南大学拆取，其余四座均由市工务局统一处置。1947年4月初，市工务局制定了《广州市工务局移建四牌楼工程计划书》，最终确定了四座石牌坊移建的位置——移建“奕世台光坊”于汉民公园（中山四路原儿童公园）南门；移建“戊辰进士坊”于汉民公园西门；另移建“盛世直臣坊”、“承恩五代坊”两座于纪念堂后背越秀山上石级处。

　　五牌坊如今仅存其一

　　在城市发展以及文物保护的两难选择中，当时采用了折中的办法，“不会简单地摧毁和砸烂，而拨专款将它们搬出中华中路，易地安置。”卢洁峰对此多有赞赏。

　　“每一个石构件都进行了编号，由于牌坊经过了数百年风雨，部分石材出现松脆甚至断裂，拆卸过程要十分小心。”卢洁峰介绍，在缺乏现代化机械的年代，要搬迁五座重逾百吨的庞然大物，艰巨程度可想而知。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1947年9月底，五座牌坊分别在新址复建完成。

　　卢洁峰曾对照中华中路和百步梯的老照片，发现搬迁前后的牌坊相差无几，可证明复建工程十分成功。“四牌楼的成功易地安置，是近百年广州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相兼得的典范。”卢洁峰认为，城市发展与历史建筑、传统文化保护难免会发生冲突。60多年前，“四牌楼”的复建给出了最佳解决方案，对当下非常有借鉴意义。

　　据有关专家考证，移建于汉民公园南门和西门的两个石牌楼，已于“文革”中被彻底砸毁。至于移建于越秀山百步梯两入口处的两个石牌楼，在上世纪50年代初被拆毁。五座石牌楼中“硕果仅存”的只有当年赠与岭南大学的“乙丑进士”牌坊，还是在1999年重新加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