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极化心态

　　原标题：警惕极化心态

　　我们追求的究竟是大国心态还是成熟心态

　　财新记者 张剑荆

　　在中国是否是大国的问题上，前几年还存在着激烈的辩论。但是，面对最近几年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比如经济总量、出口规模、工业制成品产量、资源能源需求等，这样的辩论应当可以结束了。从数量及数量所带来的影响力方面看，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大国。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但事实上辩论却并未结束，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呈日趋尖锐之势。其间的原因主要是基于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这样一个特征。

　　笔者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崛起》一书中，用“转型大国”来描述这一特征。“转型”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最为基本的特征。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关系方面，都是如此。

　　这样一个特征反映到大国地位上，就是在界定自身利益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利益尚未固定就面临着变化。比如说，以前被认为是利益相关度很小的国家或地区，由于企业、市场和公民活动范围的扩大，而越来越变得利益攸关。不确定性同样体现在国家间关系方面，在大国关系上，显得尤其突出。

　　转型大国与地位确定的大国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后者有着相对明确的利益关系，与他国的战略关系是稳定的、有较高预测性的。转型中的不确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论在国内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对行动、政策和战略，从动机、意图到结果，都存在着激烈的辩论。在那本书中，笔者将由此引起的诸种问题，称作“成长中的烦恼”。

　　对我们来说，很多问题都是成长中特有的。比如说，如何对待我国在经济力量上的那么多全球第一？一百多年来，我国一直是弱国，处处不如人。对于如何使用突然而至的力量，就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个人面对突然降临的财富，不知所措一样。

　　最近几年，国内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多了起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观点是，国人具有“弱国心态”：爱显摆，敏感，爱听好话，总是愤怒等等。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因此需要警惕和消除弱国心态，代之以开放、自信等为特征的“大国心态”。

　　可以从转型大国这个角度思考所谓大国心态问题。心态，无论是弱国心态还是大国心态，都是一种基于利益权衡的态度，看起来是脱离了利益分析的态度，实则不过是以前的利益沉淀下来变成了文化。所以，心态的实质是利益的计算。因此，弱国心态，是在利益处处受到强势者压制的形势下形成的一种态度，大国心态则是国家利益处在强势扩展形势下形成的态度。

　　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心态面临着转型。但究竟转向哪里？转向大国心态吗？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首先什么是大国心态呢？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大国，能否从这些大国的心态中抽象出一种大国心态范式呢？国际关系的教科书没有给出过这种大国心态范式。苏联曾经是大国，美国目前还是大国，但是他们何曾有过什么足以垂范天下的心态？开放和自信固然是一种健康的心态，但是，世界上很多小国在开放和自信上丝毫不比大国逊色。谦虚肯定也是一项美德，但是历史上很少有大国具有这种美德，反而是那些小国弱国更为谦虚甚至到了谦恭的程度。

　　与转型大国这一现实相应，国民的心态具有转型期特有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最为重大的战略课题是防止心态的极化。极化的心态，总是导致舆论甚至政策走向与现实脱节的极端。因此需要学者们弘扬好的美德，如果诸种美德汇集成决策的舆论氛围，那么这些美德就会转变成一种恰当和明智的政策，并形成对于权力行使的有效节制。而在转型过程中，是很容易形成极化心态，以及与之相伴的极化的舆论和政策，所以需要高度警惕，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大国心态。

　　转型的目标是走向成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或倡导的，不是大国心态，而是成熟心态。

　　什么是成熟心态？美国著名的评论员李普曼曾经针对成熟大国这一问题写到，成熟的大国能够有分寸地使用自己的权力，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明智地、从容地、巧妙地和富于建设性地使自己适应于大国和超群出众这样一个现实；并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尽管可能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希望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至和无所不能，我们并非人类的领袖，不是世界的宪兵”。一个大国恰当的心态不是抽象的几条原则，而是具有对于权力理性的、有节制的实践精神。

　　十八世纪思想家伯克把“精明”视作国家的第一等美德。他把“精明”视作“是低等世界的上帝”，“它对交付于它手中的权力的每一次运用都有完全的支配力”。

　　对于习惯于抽象说教的人来说，可能感到很难理解。“精明”在汉语言语境里，算不上一个美德。但是如果将它转换为明智、理性、知进退、自我节制，那么，我们就理解了，这些恰恰正是一个国家应当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精神，无论大小强弱，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