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职业，就是帮助街坊四邻

　　原标题：她们的职业，就是帮助街坊四邻

　　 为落实全国新闻单位“走转改”活动，晶报与蛇口街道去年9月起合作兴建了“晶报记者扎根工程蛇口基地”，让年轻记者们轮流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换岗式蹲点采访工作。从8月13日至9月14日，晶报新员工魏鼎就扎根在蛇口街道社工中心，作为一名记者，也作为一个同事，记录下这群以助人为职业的年轻人们普通而又特别的生活。

　　 晶报记者 魏鼎/文、图

　　 9月12日晚上7点45分，蛇口街道大铲社区的车流变缓了，人们的脚步放慢了，影剧院的小广场成了人们休闲、放松的地方。而旁边蛇口街道社工中心里面的几名年轻人，却还无暇享受这温柔的夜色。

　　 “有些年久日深的冰需要慢慢融化，急不得”

　　 社工中心空旷的大厅里，社工王会娟跟小刘吃着快餐，“还是张女士那个个案，我们要再跟进一下！”王会娟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她说跟受访家庭的约定一定要准时，他们很敏感。

　　 其实，蛇口街道社工中心在一个月里接手的个案不在少数，正是这样似乎微不足道的个案，让社工们一直牵挂。

　　 8月下旬，社工中心得知家住大铲社区的张女士3岁的女儿彤彤，患有小脑偏瘫、慢性支气管炎、髋关节滑膜炎，需要长期康复治疗。张女士与现在香港的丈夫已经分居较长时间，仅靠张女士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支撑，目前无力支付彤彤的医疗费。由于张女士不是深户，无法按照法定程序通过社区申请到正式的援助资源。

　　 这已经是第三次家访了，王会娟特意列出一张访谈提纲，上面细致地列出了彤彤的有关情况，还有下一步的治疗计划，以及可能的求助渠道等。“项目列得很细，因为他们的信息比较闭塞。”

　　 张女士租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张女士、彤彤、孩子的外公、外婆四口人就住在这间斗室里。还没看到彤彤本人，就已经听见她那叽叽喳喳，犹如小鸟般欢快的嬉闹声。经过几次家访，孩子已经跟社工们熟悉了。

　　 张女士的话不多，孩子的外婆一直在跟社工交谈。她们了解到，彤彤的右手、右脚还是无法用力，穿鞋只能用一只手，吃饭也要人喂。支气管炎又发作了，这几天吃得很少。“她真的很聪明，怎么生下来就残疾了呢……我平时舍不得让她受一点委屈，全家省吃俭用也要让她吃好。”外婆流着眼泪说，“平时她调皮，我呵斥她，她就会问我‘婆婆，你不喜欢我了吗？’心里真的很难受。”

　　 社工王会娟和小刘认真倾听了老人的话，开始耐心排解，并和家人讨论了孩子下一步的治疗计划和费用问题。在征得对方的同意后，社工们表示愿意为孩子争取慈善组织的帮助。孩子一直依偎着母亲撒娇，显然不明白家人对她的担忧，还在小刘拍照时搞怪地笑着……

　　 王会娟说，处理过不少弱势群体的个案。让她明白：有些年久日深的冰需要慢慢融化，急不得。对方往往对来自外界的帮助存着戒备心理，需要一点点化解他们的不信任感，倾听是很必要的。

　　 “拿这次家访来说，通过倾听、沟通，我们发现了一些新问题。通过交谈，我们发现受访者的自尊心很强，一直强调自己再贫穷也不会贪图钱财，只是希望孩子的问题得到解决。当我们救助意愿的表达跟受助者的理解不能对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理解对方。另外，孩子的外婆总在埋怨孩子的父亲。我们就需要试着维护家庭能力的链接，一家人力往一块使，因为这对解决孩子的问题很有必要。在获得了受访家庭的信任后，我们想要通过其他途径对其进行帮助，这也要在征得对方的同意下才行，专业上这叫‘案主自决’。这样，才能让情况向良性方面发展。”王会娟说。

　　 “社会工作里的事，鸡毛蒜皮、事无巨细却又实实在在”

　　 离开彤彤家的时候，已经临近晚上10点，王会娟接到一个电话，原来中心的另一个小组也刚完成一个面向残疾人的教学工作，跟她们约在一家凉茶店喝茶。不一会儿，社工杨巧玲跟社工小陈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四个年轻的女孩有说有笑地交谈着，她们在一天繁忙的工作过后，终于能放松一下了。

　　 走进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非凡的人和事，也没有异乎寻常的经历。却有她们说的“社会工作的事，鸡毛蒜皮、事无巨细却又实实在在”的内容。

　　 如果在街道社工中心呆久了，你注定会习惯它那一千多平米的狭长空间，以及走廊两侧功能不同的工作间：阅览室、展览室、岭南书画院、温馨家园、妇女之家、青少年空间、培训室、个案室；习惯墙上密密麻麻的活动日程表，社工们忙忙碌碌的身影；也会习惯每天悠悠扬扬的老歌，老年人们欢快的舞姿，和放学后来中心接受辅导的孩子们跑来跑去的喧闹。当然，也会习惯这种大家庭式的热热乎乎的氛围。

　　 “下午我们要去一位老大爷家做家访，他是企业退休人员，对养老金的补贴政策有疑问，大家准备一下……上午职康中心有活动，我们要协助残联做一个面向残疾人的服务……我们召集了几十名义工，去海边捡垃圾……社区的小学生放学早，我们正在接手一个替家长代管孩子的‘海湾四点半学校’，督促他们完成作业……”每天你都会在中心听见王会娟类似的“动员令”。在这里，也许你会一点点看清居民们需要什么，基层工作到底难在哪里。也会欣喜地看到她们的工作慢慢得到认可，在老百姓的心里开花、结果。

　　 “行业待遇低，造成社工男女比例失调，因为男生会有养家的压力”

　　 王会娟、杨巧玲是街道仅有的自聘社工，有五年工作经验，在中心资格最老。平时还兼任着督导助理等职务，有其他工作补贴，每月工资也不过4000多元。小刘和小陈，两个从学校毕业没两年的女社工，只能拿到3000多元。“工资是不高，可这是自己想做的事。”小刘说。她是一个喜欢打扮自己的女孩，跟许多年轻女孩一样，喜欢逛街。

　　 就是这个平均工资四千元不到的年轻团队，在顶着工作量不断加大的压力，克服着人们对社工这类新鲜事物认可度不高的逆境，在“自顾不暇”的条件下，却又做着专业助人这样“高境界”的慈善工作，一件一件，不厌其烦地解决着数不清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倒只能丢在一边。

　　 社工们曾讲起一件“趣事”。有一回，她们的工资涨了300元，大家本来挺高兴，可第二天房租一下就涨了400元，大家一下子又失落了起来。“很伤心，觉得待遇条件反倒下降了。”她们说。当然，她们口中的“趣事”带着些自嘲，有那么点苦涩。

　　 “民政局曾几次为我们申请提升工资待遇，可财政部门觉得我们的工作看不到明显的成效，其实社工工作的成效本来就不好评估，这有异于传统的政绩考评，需要由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客观评定。香港的社工行业发展了几十年，已经很完善，他们就是这么做的。行业待遇低，造成了人才流失，这也是中心社工男女比例如此失调的原因，因为男生会有养家的压力。”社工杨巧玲说。中心只有一个男社工，为此，笔者在文中“名副其实”地称呼“她们”。

　　 当你问她们为何还要如此坚持的时候，这帮社工专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往往跟你讲一些“不切实际”的原因，“我接触了一些家庭十分困难的居民，一家有好几个病人，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他们对整个社会有点心灰意冷，需要你长期、耐心地与之沟通。当他们心里的冰慢慢融化，开始把自己内心的忧虑、烦恼甚至阴影倾诉给你，把你当成他们的朋友时，他们也正在向社会主流转变。怎么说呢，感觉付出这么多，很值……我还经常有这种经历，有时候在居民中做问卷，他们会在意见栏中写上一句：‘社工工作很辛苦，希望政府、领导多给支持！’感觉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