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宣传小分队的故事

　　原标题：文艺宣传小分队的故事

　　□何勤华

　　参加文艺宣传小分队

　　当时，我们生产大队组建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说起这个小分队，还有几件事也值得一提，每每忆起，总不免给人一种既温暖又很苦涩的味道。

　　大概是1972年春天，小分队的队长、插队在我们生产队的一位知青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他们的小分队。我说行呀，只是我姐姐已经参加了，我再进去合适吗?

　　那位知青说问题不大，因为队里还少一个男队员，伴奏乐队里还少一个打扬琴的，编小剧本的人手也不够，你会写文章，又会打扬琴，进来就把这三样都兼起来吧。平日里，他对我就像对待亲弟弟一样，所以，我就答应了。

　　参加小分队以后，我负责打扬琴(当时流行民乐，伴奏的乐器主要是三样:一是二胡，二是笛子，三是扬琴)，同时参与编写一些小品、相声和独幕话剧的剧本，并出演其中的一些小角色。就这样，平时参加农业劳动，一个月抽几个晚上排练一些节目，在下雨天无法干农活的时候，到各个生产队去巡回演出，给单调乏味、不堪重负的劳动生活增添了些许快乐。

　　被无情现实拆散的情侣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小分队里发生了一件事。负责吹笛子的小伙子与主力女队员谈起了恋爱。吹笛子的小伙子大我四岁，我平时就叫他大哥。小伙子颇有才气，姑娘长得很俊，性格也很活泼，两人相亲相爱。谁料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时代，这场恋爱最后却演变成为一场悲剧。

　　原因很简单，这两个队员都出身于“四类分子”家庭，且特别贫穷。男的父亲是一名“历史反革命”，1950年代死于监狱，留下一堆子女，挤在一间破房子里。所以大哥很早就借住在一个邻居(生产队的一名干部)家里，而这个邻居也不收他的房租，还让他免费吃饭，只是希望将其女儿嫁给他。

　　他虽然不喜欢邻居房东的女孩，但一时也没有钱盖房子(我们农村当时的风俗，男的结婚前提就是要有房子)，所以只好答应下这门亲事。这样，在和小分队的那位姑娘谈恋爱时，大哥实际上是一个有“未婚妻”的人。

　　女方的家庭也很不幸。她家本来是贫农，成分很好，父亲在上海一家工厂里当工人，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回到农村劳动。因为不会农活，加上家里太穷，她的父亲就萌生了到外面去挣钱的念头。

　　有一次，在出外找工作无果回家的路上，他不经意间看到一名农妇孤身一人在前面走，一时冲动，萌发了抢劫的念头。遭抢的那位妇女边竭力反抗，边大声呼叫，她的父亲在极度惊恐之下，就掐死了这名妇女。后来打开该妇女的钱包一看，里面只有一元三角钱!

　　很快，这个案子就侦破了，她的父亲被判处死刑，一家人也成了杀人犯的家属。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家庭不仅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在经济上也非常贫困，五个小孩挤在一间破房子里，买不起好的衣服，甚至连最低廉的头发油也买不起，演出时只好在刘海上抹点菜籽油。

　　他们恋爱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大哥所在的生产队。他的房东邻居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把他叫了去，明确地告诉他:如果他想继续借住在他家，就马上和她的女儿结婚；如果想和小分队的那位姑娘继续谈恋爱，那他也不反对，只是希望他立即从她家里搬出去，而且也不会收他这些年来的房租和饭钱。

　　此时，生产队里也有些风言风语，大体上是说我们的这名男队员忘恩负义，说在别人家里免费吃住了十来年，又见异思迁不要人家了，父亲是反革命，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父子两人一个德性等等。

　　在这些强大的压力之下，大哥最终屈服了，忍痛与小分队的那位姑娘割断了关系，不久，就和这位邻居的女儿结婚了。而我们的这名女队员，后来经人介绍，也很快与一个在外打工的青年成了家。我很同情他们两个人，毕竟都是好朋友，亲密相处了一年多，我当时已是小分队的队长，但对此也无能为力。

　　当时，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大哥太没有骨气了，对不起小分队的那位姑娘，但我还是比较同情他的。我想，倘若在没有外来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每个人肯定会选择自己真心喜欢的她(他)。大哥的悲剧，实在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

　　(《火红的年代》连载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