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公馆的“寻根”与“再造”

　　原标题：思南公馆的“寻根”与“再造”

　　本报记者 尤莼洁

　　1999年9月，上海市建设和房屋管理部门确定上海多个优秀历史街区作为保留保护改造的试点。卢湾区第47、48街坊，被列为试点之一。这一区域的具体范围：东起重庆南路，西至思南路西侧花园住宅边界，南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北抵复兴中路，以思南路为界，分成东、西两块，涉及保留保护历史建筑51幢，汇集8种上海近代居住建筑类型。这就是今天被称为 “思南公馆”的这片街区。

　　作为上海市中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的保留保护为宗旨的项目，“寻根”和“再造”，如同硬币的两面，贯穿于思南公馆十数年的保留保护改造之中。

　　——题记

　　土生土长的上海摄影家陈海汶决定去法国寻找解读思南公馆的密码。

　　这是他在为思南公馆拍摄图片集时的灵光一现，他把目标定在位于法国与西班牙接壤的比利牛斯山麓的小城比亚里茨，这一切出于艺术家的直觉，“那里有些街区的景观，竟然与思南路似乎是从一个模具里刻出来的。”

　　而上海社科院中国城市史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学强在翻阅了浩瀚的书海之后证实，思南路一带早年叫“叶家宅东”、“小田肚”，是“占野分圃，散为村墟，家给人足，鸡犬相闻”的中式乡村，直到上世纪20年代后，才逐渐由乡野变为城区。

　　这或许是上海长久以来的一种迷思：“我从哪里来”——很多人喜欢“怀旧”，却并不清楚这座城市真正的来路。毕竟，历史的真实并不只是风花雪月的某个片刻，更不是“贫困大地边缘那一层薄薄的象牙白”（余秋雨语），而是存在于从古至今连续不断的时间之中。

　　上海本身的历史性格究竟是什么样的？该如何理解过去百年来这座城市成长的复杂性、以及东西方文化在成就其内在精神时的不同作用，并为类似思南公馆这样的历史街区寻找到新的存在意义？近日出版的两本书《与梧桐交织的风景——百年上海思南路上的思南公馆》、《阅读思南公馆》从不同角度提供了答案。

　　“法租界”背后的乡土中国

　　对思南公馆街区的解析，围绕街区构造的核心——“权力”的变革探讨。

　　今年初春，陈海汶决定去往法国的比亚里茨寻找思南路的前身。

　　“将每扇门、每孔窗口、每个阳台的景观作一番饶有趣味的‘拼图游戏’，构成一部立体的双城记。”——这可以看成是一位摄影家的浪漫，而绝非历史的真实。只是，不得不承认，陈海汶聪明地戳中了上海城市文化心态中隐秘的兴奋点：对“法租界”的想象。

　　这确实是思南公馆无可回避的底色之一。

　　思南路最早叫马斯南路，1913、1914年间修筑，路名为纪念1912年8月在巴黎去世的法国作曲家马斯南而起。1943年，汪伪政府在接收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后，马斯南路被改以陕西省蓝田县名命名。1946年，又改以贵州省思南县名命名，沿用至今。

　　这一条路及周围街区的形成，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认为，与上海法租界的第三次扩张有关：法租界1849年辟设，起初不足千亩，1900年扩展到今重庆南路，面积为两千多亩。1914年，以同意北洋政府入界缉拿藏匿租界的革命党人为条件，法租界实现了它的第三次界域大扩张，面积扩大至一万五千多亩。思南路便是筑于这一时期。

　　1920年4月，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提议以立法形式在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周围划定一个只能建造西式房屋的区域，此后，该区域内陆续建造了大量花园洋房，包括现今思南公馆的大部分建筑。从规划到营造、施工，让人们看到了巴黎的霍斯曼式城市更新与改造在东方上海的延伸。

　　但并不意味，这一区域就是法国的“飞地”。马学强告诉记者，翻阅明清时期的地籍，思南公馆区域早年土名叫“叶家宅东”、“小田肚”，周边有罗家湾、淡井庙、王家浜、肇家浜、卫家巷等地名。从保图来看，这里属于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七保六图，田册上称“行字圩”。其地民风纯朴，风景优美，古迹颇多，直到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以后的数十年后依然如此。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这一带才逐渐纳入法租界的新区版图。此后，租界延伸，道路修筑，街区拓展，一些河流陆续被填没，格局大异。

　　马学强认为，对思南公馆街区的解析，要围绕街区构造的核心——“权力”的变更探讨。他找到关于思南路一带最早的法册道契（地租契约，因其为上海道台所给，加盖道台关防，故名之为 “道契”），承租时间是1916年12月20日，承租人为一位叫低沙巨蓬的法国商人。在这一时期签发的道契中，经常出现的还有义品洋行。其开发兴建一批花园洋房，包括今思南路的51-95号住宅，计23幢，由该洋行建筑部的建筑师奥拉莱斯设计。

　　道契名为永租，实同买卖，成了外国人在华执业之凭证。“从逻辑上说，近代上海发行的道契与明清时期江南土地买卖租赁契约存在着一定的承袭关系，旧有的土地形态出现分解，并由此演化出新的土地关系与经营方式，对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学强说，这种产权的变迁，加上近代租界屡屡出现的“越界筑路”与“越界租地”，彼此互为交织，颇为微妙。

　　产权的复杂，是思南公馆乃至整个城市那段历史复杂性的投影。“世界性与地方性并存，摩登性与传统性并存，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有中有西，有土有洋，中西混杂，现代与传统交叉，都市里有乡村的内容和基因。”如熊月之所说，思南公馆这一 “集中反映上海近代独立式花园住宅风貌的典型街区”，“是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在特殊的区域中产生的”。

　　“没有一个城市的国际化不从自己的村子出发”，“法租界”的背后，是乡土中国。

　　上海的容受力与消化力

　　种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文明，崭新的文明。

　　美国波士顿大学副教授叶凯蒂在 《晚清上海四个文人的生活方式》一文中，通过对晚清上海王韬、陈季同、曾朴和金松岑四个文人生活方式的研究，说明晚清上海是多重矛盾的组合体，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允许一个人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过渡到近代的公共场所。在向传统挑战时，当一个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再生效时，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租界，便成了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和自己企图的理想地方。

　　这四个人中，《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便在马斯南路115号（今思南路81号）住过。这是幢三层砖混结构小楼，二楼设半敞开大阳台，扶栏雕几何形图案。外墙为水泥砂浆抹层嵌天然砾石饰面，赭红漆木百页窗。这座洋房还是曾朴父子的法国文化沙龙举办地，邵洵美、郁达夫、陈望道等一批文人经常出入于此。“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就马上在我心里响起……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曾朴如此写道。这位从未跨出国门、从未接受过正统西式教育的中国文人，正是凭借思南路周围的异国风情和西欧小说，在精神上构建了一个西化的世界。

　　这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类名人。如1927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程潜，1928年自汉口到上海后，寓居上海马斯南路123号（今思南路89号）别墅；他的邻居就是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的李烈钧，住125号（今思南路91号）；思南路62号，则一度为历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司法院院长、外交部长等职的王宠惠的寓所……

　　“不管是文人还是政客，因缘际会，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均有其内在的关联。历史的诡异与魅力，也只有在细密化、实证化的研究中才会被挖掘出来。”马学强说，他并不同意把思南公馆的独特之处简单归因于“法国文化”的熏陶。思南公馆这一街区形成时，正是上海城市的转型期，中产阶层兴起、壮大，消费革命方兴未艾，加之国际风云的激荡，外侨涌入，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留学法国、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当日如此形容，“上海融合中国内地各处的人，融合世界各国的人……种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文明，崭新的文明。”

　　那个时代，思南路也并非只有后世惯常描述的风花雪月，施蛰存与戴望舒、杜衡在马斯南路散发过革命传单；蒋光慈、丁玲、胡也频等左翼作家在这一带挥斥方遒；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为此租下思南路73号，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6月18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决定：“就称‘周公馆’”。1959年5月，周公馆被确立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的力量便是这种容受力，这种消化力。有一天，这洪炉内的东西结晶了，光华灿烂，惊心动魄。”1934年时，曾觉之这样断言。

　　这种“世界性”和“本土性”的结合、“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融汇，持续到了当代。《思南路花园住宅保护与整治规划》的主要设计者、同济大学教授卢永毅告诉记者，“这个地区的人文历史远比我们本来了解的要丰富，而这样具有多样性的历史街区在快速城市改造进程中又越来越少。所以，整修完成的思南公馆，其独特空间中的历史记忆，其与众不同的教育、休闲功能，以及将不断催生的文化艺术活动，是形成它当代生命力的主要基础。”

　　“要让这张名片具有长久的、诱人的、磁石般的吸引人，有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要做，就是要将这一区域的历史文脉梳理清楚，将其人文内涵揭示出来。”熊月之如此评价。

　　这是思南公馆至今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遗传密码，也是上海的特性。

　　重生，市民权利的尊重或者提升

　　龙应台在演讲中发问：普通百姓的权利谁在照顾？

　　当卢永毅编写 《思南路花园住宅保护与整治规划》时，她面对的思南公馆街区，居住密度从每幢2户，变成了平均每幢14户，部分洋楼住进17户。楼梯间全都是煤气灶、水斗，庭院里到处是搭建的房屋，厨卫合用、电线杂乱，花园里养着鸡，门口摆着葱油饼摊……

　　实际上这种状况在历史街区中太惯常了。“思南路这一住宅区在形成时期有其合理的布局，是低密度居住区，是近代法租界高品质住宅区的开端。保护和整改前的不合理使用状况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长期形成的，”卢永毅说。规划的目标是希望保存历史并使其回到一种合理的使用状态，因而规划的主要任务不仅包括确定历史建筑价值、梳理历史空间，也包括拆除不合理的搭建以及构想新的使用方式，“但我们这样的规划还是难以回应这个街区历史变迁中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

　　最终，确定的改造方式为住宅置换，居民外迁，拆除违章建筑，进行必要修缮、整幢使用。但1999年思南公馆项目启动，直到2009年12月，最后一户才搬走，房屋置换终全部完成。即便如此，思南公馆项目公司董事长钱军连叹还算幸运，如果晚几年，可能保护改造的成本更高。因为推进缓慢，这片建筑采用边置换、边修复的方式小心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7.88万平方米，其中保留保护老建筑近3万平方米，新建建筑2.7万平方米及2.2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

　　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另一个问题也被屡屡提及：这样一个街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保留下来，作何用途？——几乎是与思南公馆项目同时发生的，上海花园别墅的价格涨到了天价，新富阶层趋之如骛。台湾作家龙应台敏锐地观察到了上海的这种变化，她在演讲中发问：“在新兴阶层的品味逐渐成为强势的时候，底层的庶民文化要得到什么样的尊重或者提升？”“普通百姓的权利谁在照顾？”

　　是否可以不再是单纯的保护，而是发掘新的功能、融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钱军告诉记者，“还空间于人民”的理念，一再被城市的执政者所强调，思南公馆项目必须“真正实现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试点项目建设工作新的突破。”

　　虽然斥巨资改造，但最终，思南公馆老建筑不出售，而是建立公共空间层次和体系，补充新功能，增强社区活力，向全体公众开放。如今，任何一位普通的游客，都可以随时步入思南公馆的小径，这里，香樟、榆树、枫杨树随风轻摇，两旁的洋房款款而立。十多条宽窄不一的步行街穿插其中，开在住宅底楼的酒吧、咖啡店和冰淇淋店在门前摆好了舒适的藤沙发椅和小圆桌，让普通人也可以尽享上海里弄街区的独特氛围。

　　卢永毅在谈到思南公馆项目的规划原则时说：“尊重历史、保护历史遗产就是一种现代观念和实践，是我们与传统社会最大的区别。如果历史建筑本身与现代生活有矛盾，那就要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以最小程度的干预来使历史建筑与新的发展需要结合，而不是以发展的理由破坏历史。这里充满困难和挑战，但这也正是现代人特有的价值观和实践智慧。”

　　对上海这样身处飞速发展的城市来说，老城区尤其是中心城区的旧区改造问题，依然难点众多。思南公馆过去10余年的保护与整治不能说完全没有遗憾。可喜的是，我们不仅看到了单纯的保护理念已被保护加利用的理念所取代，也看到了功能开发和创造成为其获得新生的核心活力，在这背后，一种新的关于城市设计的理念与实践，正在悄悄地替代传统单向思维模式下的城市规划的定位和思考模式。

　　尾声：从比亚里茨回上海后，陈海汶和法国摄影师在思南路一带踏访数十户典型的上海人家，虽然老洋房已显得衰旧逼仄，七八户人家挤作一团，但陈海汶说，还是发现不少“法国文化的元素”，除了壁炉和阳台、巴洛克风格的铜框穿衣镜和水晶吊灯，更多的是“非物质的形态”，“比如上海女人出门前的精心化妆，对服饰与家居环境的敏感与审美要求等。她们身上体现的城市气质，与比亚里茨的法国人有着惊人的相似。”

　　而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在《谁的上海》一文中指出：“1930年代，在400万人口的亚洲大都市之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身份认同，表率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自此以后，“上海人”，不单单是指那些住在上海，来自上海的人们，而是指称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身份意识，并且常常和“都市人”、“现代人”、“文明人”有所牵连，具有相当共性特征。人们说“海派”、“洋派”、“现代派”，常常具有城市身份认同的感觉。

　　上海就是上海，它不是（也不必是）任何地方的镜像。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甚至生命哲学，在思南公馆这样的历史街区中一代代流传，它们今天的模样，承载了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和热爱。这样的项目，不仅只是工程，也是文化的创造。

　　参考书目：《与梧桐交织的风景——百年上海思南路上的思南公馆》《阅读思南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