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革比投资更重要
赵伟
中国经济在减速,面对减速,“二次刺激”呼声鹊起。然而就目前宏观政策面对的环境与国内外经济大势来分析,单纯的“二次刺激”与政府主宰的投资,无助于经济持续增长,弄不好可能会把经济推入滞涨泥潭,延宕产业转型升级。
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那场滞涨的病因是由持续推行“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政策播下的。在英国,除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外,还应加上国有化。一再扩张的政府财政与有限的国有化,外加僵化的劳工市场催生的工资刚性,削弱了市场优胜劣汰功能及效力,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此情形下,宏观政策的任何扩张都会引出通货膨胀反弹,而其收缩立马会引出经济收缩因而失业率高企,宏观政策失去了引导增长的功能,被迫在通胀与增长之间寻找平衡。最终陷入“滞涨”泥潭。
走出这个泥潭,主要靠了体制与经济政策的改弦易辙。在英国要归功于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美国则得益于“里根经济学”意义的调整。两大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体制与政策调整的共同指向,是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大幅度撤出,是所谓的“非管制化”(deregulation)与更自由的市场。回过头来看,恰恰是这种体制与政策的调整,重新强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唤醒了市场在产业层面的优胜劣汰功能,给西方工业化经济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奠定了上世纪80年代直到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三个长增长周期的基础。历史地来看,如若没有制度上的这种调整,就不会有美国的“硅谷”与“新经济”,也就不会有美国与世界经济后来持续时间特长的繁荣。
作为制度转轨尚未完成的经济体,我国目前亟须做同时最有理由做的,也是推出大力度的体制改革而非匆忙的“二次刺激”计划,在大力度改革出台之前,宏观政策必须慎之又慎。退一步来讲,至少应在推出刺激计划的同时,推出有一定力度且目标明确的改革方案,以提升刺激计划导出的巨量投资配置的效率。(作者系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摘编自9月26日《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