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央视网历史专稿

　　受访者：李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视员兼三处处长、《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作者）

　　1、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为何选择在上海？是否因为受到共产国际影响？

　　记者：作为南北两个建党中心来说，北方也存在自己的党的早期组织，那为什么“一大”要在上海召开呢，是否说明南方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是党的主要的核心呢？

　　李颖：刚才讲了就是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是发起组，确实起了发起组的作用。两个党的早期组织非常重要，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北京。

　　为什么在上海召开，这个问题问上海当地人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上海召开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是上海一直是思想比较先进的地方，就是接受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潮比较早，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比较早，陈独秀在上海这很重要，《新青年》开始也在上海，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发展比较快，因为党的创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一个是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人阶级的融合产生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是必要因素，这两个因素上海都特别占有优势。

　　工人阶级的发展特别快，另外还有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系），他也是主要到上海进行联络工作。各方面原因合在一起吧，有偶然性，但偶然中也有必然。

　　记者：就是说从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二大”也是在上海召开，“三大”就挪到广州去了，“四大”又回到上海了，为什么会出现从广州回到上海这种情况？

　　李颖：“一大”、“二大”在上海召开，是因为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发起作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原因，“二大”也在上海（召开）因为离得很近，就一年。

　　“三大”为什么在广州，其实我在我那本书《党代会现场》里也说得比较详细。因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掀起以后，革命的重心就转移到广州了。北方吴佩孚（制造）“二七惨案”之后，北方的革命形势逐步有些低潮，革命形势（重心）在广州逐渐南移。

　　为什么选择广州，因为广州是孙中山的故乡，革命传统一直还是比较悠久的，另外国共合作在广州还是比较好的，国共一起（组织）香港海员罢工，有一个良好的合作传统就是在广州。

　　另外共产国际一直希望国共两党合作，（不过）开始选择合作对象时是看不上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太小，总说一个小党，所以开始是选择吴佩孚，后来把合作的中心和重心转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广州，所以要往南移，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重心都南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开党代会选择广州是比较恰当的。

　　记者：1925年孙中山去世。

　　李颖：反正在上海召开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党的领导人大部分都在上海。

　　记者：我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三大”的召开应该是相对公开的代表大会，就是说没有像以前在租界那种秘密开会，为什么“四大”这个地点转到上海，另外一个“五大”还可以理解，“五大”是革命形势需要到武汉召开。

　　李颖：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了，上海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只有武汉国共合作的形式表面上还保存着。

　　记者：我想是不是有可能说，我这么想：上海是大都会，然后共产国际的代表又驻扎在上海，“四大”为什么又返回到上海，是不是这个原因？

　　李颖：对，那时候有一个远东局在上海。维金斯基在上海，而且当时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也在上海。

　　记者：我想探讨的是，就像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文章里说过“党的中心是在上海，而广州只是革命中心，有的时候这两个中心是重合的，但有的时候中心还是应该回到党的中心”。这个是不是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还是说早期共产国际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共产党当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引导下召开大会，有没有这种说法？

　　李颖：这个也不见得。早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非常重要，跟党代会关系（也）特别重要，这倒确实是真的。

　　因为从“一大”开始，从整个中国政党建立，在党的早期组织时期，维金斯基就先到中国，“一大”的时候有两个外国人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民主革命时期从“一大”到“七大”，只有“二大”和“七大”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因为那时候1943年共产国际都解散了，所以“七大”是第一次独立自主召开的党代会。

　　“一大”到“六大”，除了“二大”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之外，剩下的代表大会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而且每次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像“四大”就是维金斯基组织起草的相关文件。

　　（原标题：专访党史专家：从党代会召开地点看党的自主革命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