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农村的46年(图)

2012年10月27日01:58 华商网-华商报

　　1974年，戈卫（左二）和父亲戈治理（右四）和公社社员合影

　　10月19日，在码头村村委会的宿舍里，戈卫站在刻意铺的碎花地毯上本报记者张宏伟摄

　　建于1969年，戈卫曾经住的“知青”房，4年前才拆除（资料图片）10月28日注定是戈卫人生中重要的节点。

　　1966年10月28日，21岁的西安青年戈卫来到宝鸡西部山区码头村，开始了他的知青生涯；1975年10月28日，他和另外11名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一起，联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46载蹉跎岁月过后，当年一同向毛主席表决心的大多数都已返城，而花甲之年的戈卫始终留在码头村。“叶落归根？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这里，这里就是我的根。”65岁的戈卫说，他扎根农村，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普通农民，“我在农民中生活，更知道农民需要什么。”

　　人物语录：

　　谈下乡——

　　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所展示西汉时期的生产工具相比，码头村当年就是多了个架子车，而且一个生产队只有两辆。

　　谈返城——

　　我所受的是传统教育，讲奉献、讲社会责任，还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之所以能留下来，是来了之后看到中国很落后，农民的生活很艰难。

　　谈农村——

　　中国不能搞土地私有化，很多农民会出卖土地应急，失去生活保障，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没有涵盖到这些人，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谈幸福——

　　什么是幸福？能做想做的事就是幸福，如果连想做的事都做不到，能说是幸福吗？

　　出西安市向西，沿西安至天水的高速公路行驶约200公里，驶过宝鸡市从坪头出口下高速，拐上310国道继续向西2公里，再右拐进一条乡村公路，过了横架在陇海铁路的小桥，再经过一个天主教堂，就到了码头村村委会。

　　65岁的戈卫打开房门，穿着红色衬衣的他更像一位退休干部。寒暄两句后，他弯腰递过来一双拖鞋，然后转身走到卧室门口，脱鞋，走进铺着碎花地毯的卧室。

　　当农村城镇化潮流带着农民涌进城的时候，戈卫却依旧住在山村。

　　文革初期，出身于三代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的戈卫，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洪流，来到陕西省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从此成为家族中惟一的一个农民。

　　这一去就是46年。

　　>>废除高考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戈卫，1947年7月出生于西安。父亲戈治理是原西安医学院教授，也是新中国神经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亲李维清曾担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专家。父辈10个兄弟姐妹中，有9个受过高等教育，叔父戈治均从西安交通大学水利系毕业后，进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改行做了演员，曾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此时的戈卫是陕西师范大学附中应届毕业生，正准备参加高考。

　　6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遭废除。戈卫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转折。

　　按照通知要求，“凡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尚未结束的，可以由学校妥善安排时间和住地，继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在本校文化革命运动已结束，而高等学校尚未招生时，可以由学校组织他们下乡下厂参加生产劳动。”

　　戈卫至今记得第一次离家时的情景：西安火车站到处红旗飘扬，南来北往的学生涌进站台，挤进各式各样的车皮车厢里。他下午终于登上西行的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时才到达宝鸡。就这样，他从四川到贵州，又经云南终于到达北京。

　　当时，戈卫的父母不但没有反对儿子参加大串联，还为戈卫带了200元路费。在那个工人月工资不到20元的年代，元钱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戈卫走完大半个中国回家时，口袋里还剩100多元。

　　>>“留下来养好猪”

　　“我的家庭都是知识分子，起初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体力劳动者。”戈卫说，刚下乡并没有长期打算，后来慢慢建立了感情，觉得自己有责任留下来做点事，改变贫困的状态和面貌。

　　1968年10月27日，戈卫和同伴们离开西安，先坐火车到达坪头，在小车站停了半夜，天亮后步行穿过两个隧道，然后坐木船渡过渭河，对岸已有码头大队的社员迎接。分配到码头大队的共27人，戈卫等5男4女被分配到第三生产队，包括小他4岁的弟弟戈健，还有曾是他妻子的一位女知青。

　　码头大队条件极为落后，戈卫到达最初一年还没有通电。用戈卫的话说，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里所展示西汉时期的生产工具相比，码头村当年就多了个架子车，而且一个生产队只有两辆。那时根本没有农闲季节，地里没活的时候，生产队就发动社员进山开荒。那时地里种的只有小麦和玉米，社员辛苦干一年下来，连基本口粮都拿不回来。

　　好在知青点9个人都来自知识分子或者干部家庭，家里不缺粮食也不缺钱，分的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就从家里带粮票去镇上粮店买。

　　1969年秋季开始，知青陆续被招工回城。到1971年初，码头大队知青点的27名知青只剩下戈卫一人。

　　对于当初自愿留在码头大队，戈卫否认有任何个人功利主义目的，他强调自己1970年就给公社写信表明不打算回城。而他入党则是在1974年，之前连共青团员都不是。“不是别人把我逼上去，我也并不是学毛选积极分子”。

　　戈卫解释自己留在农村的初衷是：“我所受的是传统教育，讲奉献、讲社会责任，还有理想主义色彩，我之所以留下来，就是来了之后，才真正看到中国很落后，农民的生活很艰难。”

　　记者查阅有关报道发现，戈卫在1975年4月召开的宝鸡县知识青年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最终抉择的：“考虑到自己下乡才一年，对农村情况才入门，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刚融洽，确实留恋不舍。当时我正在大队养猪场劳动，和社员一起试制黑曲霉醣化饲料。我想我自己走了，（这件事）当然还会有别人来干。可又一想，这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关于‘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指示的大问题，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留下来养好猪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体行动……”之后的40多年里，戈卫一直住在知青点的老房子里，直到四年前被拆除。这个老房子一度被网友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知青点”。

　　>>改变山区面貌不只是豪言壮语

　　10月19日，在码头村村口，70岁的村民王宝旭谈及戈卫时说：“他把机会错过了，有一年省上让他去当团委书记，他没有去，要不现在也当了大官。”

　　王宝旭说戈卫“犟”，而码头村支书魏文杰则说戈卫“执著”。魏文杰在大跃进时曾在城里做过几年工人。戈卫下乡的46年中，两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至今戈卫吃住在魏家，连工资卡也由魏文杰保管，戈卫出门从不带钱。

　　戈卫坦承，早年间组织部门曾经找他谈话，准备提议他担任宝鸡市团委书记，但被他婉言谢绝。

　　戈卫曾经的仕途最高官位是乡党委副书记，那是1986年。而在他曾经“大红大紫”的文革时期，他的最高职务仅仅是码头大队的支部书记。

　　戈卫说，当初他留下来时，码头大队广种薄收，到处挖地，牛上不去的地方，人都去开荒。

　　戈卫认为，改变低产面貌的途径首先是在粮食品种上下工夫。1971年，他从河南博爱农场和西北农学院引进良种。1972年，他又主持繁育了“陕玉六六一”、“晋杂五号”。上世纪80年代初，在粮食生产面积因为发展林果而减少到1600亩的情况下，总产一举突破百万斤大关。

　　“当年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那封信，我不光是豪言壮语，我确实这样做了，从当年粮食总产30多万斤提高到110万斤，我落实了。”戈卫至今仍感到欣慰和自豪。

　　他所提及的那封信，就是1975年在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与天津邢燕子等12名知识青年代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邢燕子一度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而戈卫始终在农村基层担任大队支书，直到1986年，才被提拔为乡党委副书记。

　　魏文杰说，码头大队文革期间曾经也曾出一个高中毕业生，但很快当了教师脱了“农”，包产到户前10年，戈卫是大队学历最高的社员。也因为有戈卫这样有文化的知青，当年码头大队建水电站、科学养猪和杂交玉米推广总是走在别的大队前面。

　　>>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

　　对于仕途，戈卫并不愿多提，但他仍强调说，即使担任乡党委副书记时期，仍旧没有离开码头村，至今户口依然在码头村。但当谈论起“三农”话题时，他的话匣子打开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像普通农民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戈卫说，中国有8亿农民，不缺我这一个，缺的是对农民有责任感、对农村事业有推动的人。

　　对于近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有关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戈卫表达了作为基层“农民”独到的见解：土地私有化？中国不能搞土地私有化，很多农民会出卖自己的土地应急，从而会失去生活保障，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没有涵盖到这些人，以后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戈卫认为，在很多国家，土地是作为纯粹的生产资料。而在我国，土地主要承担的是社会保障功能，其次才是生产资料功能。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现状是，即使有一半农民进城，还有一半农民在农村，农民在外打工，土地是最后的保险。

　　戈卫很推崇很多地方已开展的土地流转政策。他认为，在确定农民的承包权的物权之后，应当鼓励流动，让有条件放弃的部分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通过有偿的流动，让他们逐渐脱离这样的社会保障，作为生产资料变为纯粹的生产要素。

　　戈卫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应注重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稳定；二是要改革开放；第三要教育，他引用毛泽东“重要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他解释说，当年毛泽东的说法着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而目前所谓的“教育”就是技能教育、文化教育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没有科学文化，没有技能，你农民进城去干什么？真正要在城市扎根，不能仅仅是进城卖苦力！”戈卫说，我现在不提倡年轻人留在农村，我鼓励孩子们走出农村。

　　对于他之所以留下来，他的解释是，在他那个时代留下来有意义，那是自己选择的路，适合他。他希望成为中国农村的见证人。

　　戈卫：“能做想做的事就是幸福”

　　没有什么遗憾，我想做的都做了

　　记者：您如何看那场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

　　戈卫：总体来说，大多数知青是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想在广阔天地有一番作为。对这一代人来说，他们一下子深入到中国最基层，最了解中国，所以后来出现很优秀的人物。

　　记者：过去46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戈卫：物质上比较丰富了，人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农民思路更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