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彭德倩 通讯员 方乐莺

　　国内法学界有名的“拼命三郎”——上海政法学院终身教授倪正茂，跨入了从教的第50个年头，今年也正逢金婚50周年。法律史、科技法学、生命法学、激励法学……他是学界仅有的兼及七个领域且卓有建树的大家，至今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各类著作40余部。而在这光芒背后，是他“把事业当做生命，把生命献给事业”的信念。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曾经历种种病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内脏几乎都烂过一遍了，除脾脏、胰脏外”，而他却没有为了对抗病魔住过一天医院，每每在工作中战而胜之。前几天，出现在政法学院校园的倪教授神采奕奕，声音洪亮：“我的点点滴滴成就，都得益于学校领导和同事们、老师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我衷心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并为此而永不自满，永不停步！”

　　“厚积”20年 不发一字

　　看到倪正茂如今的著作等身，或许不能想象，这位投身法学研究的学者，在人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间，几乎未发一字。从1961年到1980年，倪正茂20岁到40岁，他拼命读书，没有发表一篇文章。

　　“厚积”多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后，在丰腴的土地上，他终于“薄发”了。1981年，他以《论法律的起源》一文一鸣惊人，引起法律史与法理学界的震动。随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与法律史相关研究著作。1987年，倪正茂出版的《隋律研究》填补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他参与撰著《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四卷）隋唐法制考》、《中国法制史考证（乙编、第四卷）法史考证重要论文选编》，曾获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著作一等奖。2009年底，倪正茂出版的《隋代法制考》则全面考证了隋代的立法与司法，论者谓该书当成为隋代法制研究的传世之作。

　　倪正茂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许多创新性观点曾引起轰动和争议，但如今大部分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如“法律不是起源于奴隶社会而是起源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漫长时期”。这一观点，在1981年第1期的《社会科学》上甫一提出，立即引致全国法学高校、研究机构的热烈争辩，从而大大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创新不止，源于理论勇气

　　不少学界同仁和学生都感叹，倪正茂的“拼”，更在于敢于挑战权威的理论勇气。多年如一日勇往直前，这在社科研究领域并不容易，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对隋律曾有“因北齐而不袭北周”的论断，而倪正茂在《隋代法制考》等著作、论文中，论据充分地挑战了这一几乎已成定论的观点。也正是这一份锐气，让他在法学多个领域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倪正茂发表的《科技法学导论》被誉为该学科的“奠基著作”，并接连出版了专著《科技法学原理》、《科技创新与法制建设》、《科教兴国与科技法制建设》等科技法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全面而系统地从阐述科技社会关系的法律调节入手，揭示了科技社会关系法律调节中“不等价有偿”的必然性与客观性，为科技法学奠定了基石，由此出发，构建了科技法学的框架体系。

　　1991年，他伏案半载，废寝忘食，写完了近百万字巨著《法哲学经纬》，1996年出版，再次震惊了法学界。这本书对古今中外的法哲学问题做了一个全面的综论，他在书中提出一系列前人未提或鲜加论列的法哲学家与法哲学问题，并对前人已加论述的人物和观点也提出了不同见解，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该领域第一部发表的专著。

　　如今，科研教学之余参政议政的倪正茂，同样不改初心，始终勇于求真。与他一起参政议政的人都称赞他敢讲真话，能发表真知灼见。他曾大声疾呼：“杜绝讲假话之源头，制止讲假话之风的蔓延，为今之计，只能‘从我做起’，严格自律而又互相勉励。”

　　“拼命三郎”名副其实

　　学术成果如此之丰，是真正的“拼命”所得。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法律史学界在唐律研究方面是落后于日本的。这使倪正茂深感痛心。进入法学界后，倪正茂发现唐律以隋律为基本修撰而成，而海内外的隋律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他想中国的隋律研究再不能落后于人了。于是他夜以继日，钩沉史料，积极准备撰写“隋律研究”。在资料大体准备就绪时，他心脏病突发，经6名医生会诊，认定心脏有三种杂音并伴有二尖瓣脱垂，必须动手术才可除痛脱险。他问医生：“从心脏病发到死亡有多久？”得知会有6到8小时的休克期以后，倪正茂想了想，决定拼死一战，尽快写出专著，他说：“等我休克了再来找你们。”在事业和生命之间，他毅然选择了法学事业。仅耗时一个半月，16万字的《隋律研究》在他与死神争分夺秒中撰写成功。这本书填补了我国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

　　也正是这份执着，感染了他的许多学生。他大量参与学生活动，主动请缨为学生做辅导报告。其中，以“做闪闪发光的金子”、“读书与人生”为题的报告，激起学生的强烈反响，好评如潮。有的学生表示，听了报告，使他改变了对生活的理解，走上正确的人生方向。青年教师也十分钦敬倪教授，有些主动要求与他谈心。最近他还收到一位青年教师长达4页的信，感谢他的关心，令其解脱了十年的迷惘，重振了对生活的信心。

　　记者手记

　　为了工作“拼命”，在今天，或许被认为已“过时”。我们并不推崇为了任何事物罔顾自身健康或者家庭幸福，但老人坚持了半生的这份执着，却格外令人动容。

　　矫枉往往过正。在这个世心浮躁、快速消费的时代，曾经“工作重于一切”的理念似乎正被回拨到“工作轻于一切”的位置。有许多人把工作只是当成养家糊口的工具，把长长的账单当成努力工作的唯一动力，把工作时间按分按秒仔细折算成工资数量，至于那种全心沉浸于工作的氛围、曲折探索后的柳暗花明、攻坚克难后的欣喜骄傲……或许正与我们擦肩而过。

　　为了事业，更执着些，同样能成就大幸福。这样，当我们回首人生时，才不会感叹日子如水流逝。

　　（原标题：“拼命三郎”那份执着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