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维权公司频出击深圳上千家文具零售商涕泪满襟

2012年10月27日09:19 晶报

　　晶报深度调查部记者吴邦晶报记者朱长河/文吴邦/图

　　收到“涉嫌侵犯著作权”的律师函之后，文具商户罗兰英这两个月来瘦了12斤。因为售出了6件文具，罗兰英被知识产权专业公司索赔72000元。

　　最近这段时间，涉及文具零售商的著作权案件，在福田、罗湖、龙岗、宝安等地此起彼伏，涉案的零售小商贩数以千计。此类案件拥有共同的流程——专业维权公司来到文具零售点购买少量文具或玩具，几天之后前往公证处开出公证书，数月之后向文具零售商发出律师函，索赔数万甚至数十万元。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小商贩们只能与专业维权公司达成庭外和解。一件售价几元或者几十元的文具或玩具，可以给维权公司带来数万元的赔偿金。零售小商贩损失惨重，制假源头却毫发无损。据涉案商户方静姗介绍，初步统计，目前仅广东一家专业维权公司“奥某动漫”就向深圳300多家零售商发了律师函。

　　调查:

　　此类维权逐年增多蔓延全国

　　记者走访了福田、宝安、罗湖、龙岗等地，发现多家文具零售商户都被广东奥某动漫文化股份公司（以下称“奥某动漫”）提出诉讼。10月22日，涉案商户方静姗说：“经过初步统计，深圳目前有300多家零售商，接到了这家‘奥某动漫’的律师函。”

　　记者查阅资料得知，2011年5月11日的《人民法院报》，曾经刊登《绍兴中院调结一批动漫商标侵权案》一文，文中涉及奥某动漫公司，“广东该公司已在绍兴‘撂’倒了总计18家销售商。在绍兴中院知识产权庭，此类产品侵权案件近年来数量一路走高，且来势凶猛。绍兴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孙志萍说，‘由于生产侵权产品的厂家比较隐蔽，而终端销售商目标更易锁定，个体工商户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小商贩和大型超市因此成为维权代理的火力集中地带。’”

　　《人民法院报》分析说：“此类集中维权现象逐年增多，缘于一种‘零成本零风险’的知识产权维权代理模式风行。这种模式最大特点是免费维权，由法律代理先行垫付维权成本，诉讼成功后赔偿收益则部分或全额归代理所有。此类代理多见于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商标权及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件，几乎都以系列案件的形式出现，被告动辄数十人。浙江高院知产庭庭长周根才说，‘某些领域的知产诉讼呈现产业化趋势，诉讼目的由单纯维权向获取盈利转变，由此带来‘放水养鱼’，不诉生产者、仅诉零售商或使用者，致使案件调解难度增大。’”

　　绍兴中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孙志萍说：“普通商家进货时要记住‘一看二保’。‘一看’产品的进货价格，切莫贪图小便宜。‘二保’是保留正规的销售发票，一旦涉及侵权，就能证明产品来自正当的销售渠道，属于规范的经营活动，责任也仅止于停止销售，而不用赔偿损失。”

　　悲鸣：

　　 “我们也是假货受害者”

　　记者采访过的几十位涉嫌销售侵权文具、玩具的零售商均表示，从未主动购买“假货”进行销售，“我们也是受害者，尤其痛恨制假与售假。”

　　魏荣国说：“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捣毁制假源头，不要让消费者、零售商的利益受损，也不要让心怀鬼胎的第三方维权公司浑水摸鱼、有机可乘。工商部门经常过来查验货品，他们的检验手段很公正透明，当场带走部分货品检验，同时封存部分标本给零售商。假如出现问题，就从零售商处取走标本再次检验。对于政府部门的检验，我们心服口服，随时愿意‘假一罚十’。”

　　遭遇“维权案件”之后，商户方静姗缴纳了调解费用，今年关闭了自己在罗湖某文具市场某店的柜台，“去年7月9日，我生孩子当天，我老公给维权公司代理律师的私人账户汇去26075元，这是我销售一个43元玩具的赔偿金。关闭柜台之后，我原来的帮工也失业了。最近两年，文具市场里的许多柜台纷纷关门，主要是受不了维权公司的打击。”

　　吃了十几单官司的张志权说：“6年来，我向维权公司提供了线索，但是他们从未打击制假源头。制假窝点的存在，有利于维权公司的收益。所以，我已不敢再卖一些国产品牌，进口品牌的维权渠道更可靠。实际上，维权公司的大部分所得，并没有归还给受侵权的厂商，而是分给了某些维权人员、律师、公证员。这已不是维权，而是‘维钱’。”

　　案例一：

　　 “罚金会让我家破人亡”

　　 10月19日，坐在记者面前的罗兰英泣不成声，讲两句话就抹一把眼泪。这位42岁的女文具商户是梅州人，16岁时来到华强北打工。2008年，罗兰英借来12万元，在福田区上沙椰树村某商场3楼租了一个柜台，零售文具与玩具。

　　 “开业4年来，我最多的一个月净赚了4000元。”罗兰英告诉记者，“我的婆婆和母亲都重病在床，我的两个孩子也体弱多病。每个月挣的那点钱，还不够医药费和生活费。”

　　 8月18日，罗兰英正要带儿子去看病，突然收到一封快递而来的律师函。函中称，广东某建律师事务所受广东某某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委托，调查出罗兰英的柜台销售的产品，涉嫌侵犯某卡通形象作品的著作权，并对这些涉嫌侵犯产品进行公证证据保全。

　　附在律师函中的公证书称，广东某某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饶某某、程某某，在一名公证员和一名公证员助理的陪同下，于2012年7月26日15时来到上沙椰树村某商场，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购买“公仔”、“积木”等8件文具及玩具。随后，饶某某等回到公证处，进行拍照、贴封等公正程序。

　　在这8件文具及玩具中，共有6件购自罗兰英的档口，货价总值308元。罗兰英说：“对于我们这种小商户来说，308元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律师函上说，当时有四人前来购物，我清楚记得只有一个人，我还帮他用小车把货物从3楼推到2楼收银台结账。”由于商场只保留当月的闭路录像内容，罗兰英无法核实购物者人数。

　　这几家被涉嫌侵权的正牌生产商家，自始至终没有与罗兰英联系。广东某某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某建律师事务所，以代理人的身份全盘操作。律师函中希望协商解决，“否则，每件侵权产品的民事索赔额不低于20万元。”也就是说，罗兰英售出的6件货品，有可能被索赔120万元。

　　罗兰英说：“我租借商场柜台经营，销售款都由商场代收。收到律师函后，商场扣下我3个月的经营款。婆婆病危急需医药费，我上周找商场借两千元，但是商场不同意，说要等法律程序。前几天，对方律师发来调解协议书，把每件货品的赔偿额降到1万2千元，我总共要支付7万2千元。要想筹齐这笔资金，就要落得家破人亡。”

　　案例二：

　　六年间“惹了十几例案子”

　　罗兰英并非最典型的例子。在宝安西乡某商场开设文具专柜的张志权，从2006年起就被专业维权公司盯上，“惹了十几例案子，赚的钱都用来交赔款。要不是签了长期租赁合同，我早就不干了！”

　　张志权的第一批应诉文件已经散发出霉味，“第一单案子发生在2006年8月，律师张某霞向我发来律师函，说是在我这里购买的一盒陈慧琳CD专辑涉嫌盗版，索赔两万元。后来，这位律师在各案中频繁现身。”张志权出售的足球、铅笔等文具，随后多次被维权公司盯上，每次庭外和解价格约为1万元。

　　从4斤多重的诉讼文件中，张志权随手抽出了一份“（2010）深宝法知产初字第459号”。此案的公证书称，2010年1月1日，广州舜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刘某，与广州某公证处公证员胡某某，来到张志权经营的某商店，购买了一盒价值10元的复写纸、一盒6.8元的铅笔。29天之后的2010年1月30日，公证员胡某某在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保全证据公正。上海的两家生产厂家，后来对于复写纸及铅笔进行鉴别，认定是假冒产品。

　　 2010年7月8日，舜某律师事务所向法院递交（2010）深宝法知产初字第459号起诉信，要求张志权赔偿5万元。双方达成了庭外和解，张志权支付7500元，甲方把（2010）深宝法知产初字第459号案撤诉。实际上，张志权与对方律师已是老相识。双方在2010年8月24日签订的《和解协议书》中写道：“考虑到张志权在（2010）深宝法知产初字第318号案件中，就某某铅笔做出了13000元赔偿，对乙方的赔偿额甲方已经作了特别和优惠处理。”

　　假如拒绝庭外和解，张志权会得到何种结局？记者在法院网站查询得知，与张志权案号相邻的（2010）深宝法知产初字第458号案件，案情几乎如出一辙。该案代理人同样是舜某律师事务所的两位律师，同样涉及假冒上海产的某款铅笔一盒16元，同样索赔5万元。被告潘某某没有庭外和解，也未到庭应诉或书面答辩，法院一审判决潘某某赔偿14000元，承担案件受理费1050元。也就是说，选择庭外和解的张志权，比潘某某省了一半费用。

　　几年来的摸爬滚打，让张志权成为法院的常客。他的上一起案件出现在今年8月13日，为一个108元的足球支付1万元的和解费。这位谨小慎微的小商人，在10月11日又接到新传票，要求他在11月29日出庭。原告代理人何某某在2011年8月6日，来到张志权处购买玩具一批。经鉴定，有一个球涉嫌侵权，原告在购买的14个月后要求赔偿1万8千元。

　　溯源：

　　动作精准专业维权套路娴熟

　　动作精准的维权公司，早已让零售商贩们闻风丧胆。那么，文具商户们为何不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首先，文具终端零售的部分从业者多数称自己文化程度并不高，难以及时鉴别假冒伪劣产品。商户魏荣国说：“我经常自嘲，‘做文化用品的，都没有什么文化’。”上沙村文具商罗兰英说：“我8岁丧父，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卖了4年文具，货品都从正规批发商进货，根本无法鉴别哪些是仿品。”

　　其次，文具及玩具行业的货品数量多、货品单价少。笋岗文具批发市场商户蔡楚娇说：“造假只有一家单位，销售终端却有成千上万家。小商户很难从大型厂家直接进货，只能去找有正规营业执照的批发商，但是也会鱼目混珠。每次进货的文具有上千种，有的只进一两件，无法鉴别每种货品的真伪。每件文具的单独利润很低，批发商不给每项货品都打印正规发票，只提供一长串的发货清单。出现问题后，我们没有正规发票，无法追溯上一级批发商的责任。专业维权认准零售商无法证明进货的合法来源，所以一打一个准。”

　　再次，专业维权公司已经形成完整的运作模式。维权操盘手购买零售文具或玩具，然后想办法获得正规厂家的授权及鉴定，接着开出公证书。从购买到发出律师函，往往已经过去几个月，零售商难以找到证据反击，原告的公证书就成为最有力的武器。

　　这股‘专业维权风暴’已经刮到文具、玩具、网吧、汽配、家具、日用品等行业，维权公司还会选择其他行业，趁零售商不注意的时候在全国固定证据，利用可以在两年内起诉的诉讼时效，突然在某个时候打个措手不及。维权公司针对终端销售者，波及影响最大的是普通消费者。不要小看每次一万多元的赔偿额，全国累积下来就是天文数字。这种所谓打假侵害的是最底层的业者，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受到牵连，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和神圣！”

　　 ——律师张献伟

　　 □商户质疑

　　频繁出现的胡公证员

　　在一系列涉嫌侵权案件的背后，浮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来自广州某公证处的公证员胡某某。

　　宝安民治的文具经营者李佩娟说：“最近两年，我收到四次法院传票，说我零售的复写纸等几款文具涉嫌侵权。对方提供的公证书上，公证员都是广州的胡某某。每一笔案子的索赔金额，从8万元到12万元不等。我多次哀求，最终向维权代理人支付42000元结案。”

　　 2011年9月22日，公证员胡某某为罗某某开出公证书，内容是罗某某在公证之前18天，来到百花二路某文具店购买两桶羽毛球。罗某某获得两份公证书，用于两次诉讼。同样是在2011年9月22日，胡某某为罗某某开出公证书，内容是其在公证之前18天，来到华发南路某店购买羽毛球一桶（48元）。

　　百花二路利某某文具店主魏荣国说：“公证员胡某某在公证书中说，他在2011年9月4日陪同罗某某前来购物。那天是星期天，胡某某作为公职人员，周末从广州跑来深圳工作，令我感到十分敬佩。我多次提请胡某某提供当时来深的差旅票据，但是迟迟未能见到。”

　　对于胡某某在自己办公室内完成文具公证一事，八卦岭某文具档口经营者钟思华很不解，“李某某今年3月3日来到我的档口，在堆积如山的笔盒中翻到第三层，买走一支20元的笔，购物小票上写的是‘宝珠笔’。5天后，李某某在公证员胡某某的办公室对笔和收据拍照，胡某某在一个多月后出具公证书。此案将于11月22日开庭，他们向我索赔5万元。这种单方面的公证过程，假如存在‘掉包’行为，如何保障我们的权益？”

　　钟思华质疑胡某某的公正过程：“根据公证法第三十一条（六），‘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或者拒绝补充证明材料的，公证机构不予办理公证’。对方仅靠‘宝珠笔’收据，就单方面认定这支笔侵犯了派克笔的知识产权，但是我们对取证过程毫不知情。”

　　 □律师说法

　　目的是获利而非真维权

　　对于广东奥某动漫蔓延全国的诉讼潮，华浩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张献伟，几年来一直在关注。10月24日，张献伟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张献伟说：“奥某动漫从2010年8月起在全国买假并通过公证保全证据，在拥有专利审判权的法院同时批量诉讼，被索赔对象是各地的诸多个体经营者。原告在玩具行业的较窄领域申请460项专利，随后采取公证证据保全的方式，法院一般都作为定案证据采信。而且，取证时间和诉讼间隔半年之久，让被告无法收集到有力的相关反面证据。”

　　记者注意到，此类案件最开始寄出的律师函中，经常声称要“向媒体发布你方销售涉嫌侵权商品的违法信息。”拿到调解金之后，原告在调解协议中却强调，“被告对调解协议的内容予以保密，否则原告将追究违约金5万元。”张献伟认为：“这种主观恶性显而易见，目的就是获利而非真正维权。国外早就出现的典型‘滥用专利权，恶意诉讼’现象，我国也呈上升趋势。”

　　张献伟表示：“终端零售商之间缺乏协调与沟通，就算启动专利无效审查，仅差旅费就远超过被索赔的金额，所以只能认栽作罢。专利法的赔偿额从1万到100万元，这个空间很模糊。一般起诉在3万元左右，逼迫被告拿钱和解了事，90%以上案件都以调解后撤诉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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