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抛出一个观点：经济持续增长最主要的前提是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中国想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必须扮演积极的角色。该场报告会还预测，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203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将达到16500美元，完成由低收入（人均1000美元）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眼下，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正眼巴巴等待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炉，媒体对“收改”方案的集体揣测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收改”的期盼（低收入者）和担忧（高收入者）。此时此刻，林毅夫作为体制内经济学家的上述表达，以及报告会对2030年人均国民收入的预测，理所当然会引发舆论的格外关注。赞同者、疑虑者、不屑者旋即形成各自的“话语势场”，看法与立场互不兼容乃至互相对立。

　　其实，林毅夫所言侧重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该场报告会的主旨亦非针对“收改”。至于2030年人均国民收入16500美元的预测，更不是指那时中国民众的人均年收入。可是，由于林毅夫被部分网友贴有“左派经济学家”的标签，其主张“政府必须扮演积极角色”的观点，似乎与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背道而驰，因而令部分舆论颇感费解和困惑。

　　然而，换个角度，林毅夫“政府必须扮演积极角色”的观点，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关乎行将启程的“收改”效果之大小。林毅夫主张的“政府角色”着重于以下三大领域：一是政府采购新产业和新行业所提供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二是政府要加大基础科研投入支持创新与升级；三是为新技术、新产品的社会推广提供政府补贴。若对创新与升级的外部必要条件有大体了解就不难发现，林毅夫的“政府角色”说，抑或说眼下创新与升级之所以与中国社会面临的收入与福利的赶超压力形成明显滞后，恰恰是政府对创新与升级的支持还很不到位。

　　“收改”方案虽尚待公布，但“提低、扩中、限高”的基本原则已十分明晰。有舆论认为，“收改”的最大难度是“限高”，其理由是垄断已形成既得利益的尾大不掉。而在笔者看来，“限高”虽说不易，“提低”则更具挑战。笔者的看法建立于对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清醒判断：占总量九成以上的中小企业若不能在“十二五”后三年至“十三五”前期，使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跨上一个新台阶，在现阶段因舆论压力“被涨薪”的广大中小企业，拿什么顺应“收改”之大势而为员工续涨薪？果真如此，若干年后譬如五年后，面对涨薪压力继续放大，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中小资本，只能双双向用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转移。到那时，在“提低”压力很难实质缓解之外，更棘手的就业压力将与之形成叠加。

　　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经济的母体，利润的源泉和税收的主源。如果中小企业整体处于病怏怏状态，又如何指望其能为员工大幅加薪。而真到了这般田地，税收难有着落，“收改”所主张的由政府主导的二次、三次甚至四次分配又从何谈起？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通俗讲指人均GDP迈上3000美元台阶后，此前因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经济与社会体机制更新面临瓶颈制约，导致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的国家现象。不可否认，“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结构和产业能级陷入困境无疑是最主要的因素。在今日中国，出现这种可怕情形已不是如何避免而是如何摆脱的问题。本轮经济下行已达7个季度，除去外需萎缩我们不可控外，中国经济自身结构病无疑比外需萎缩更具杀伤力。

　　有鉴于此，我们已可得出两个初步结论：其一，创新与升级是“收改”的物质基础；其二，创新与升级很难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数“提低”为最难的“收改”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一切顺风顺水，到2020年时，也许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收改”带来的实惠。 鲁宁（上海学者）

　　（原标题：“收改”的突破有赖 创新与升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