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透露有“山东文化干部”向其邮寄书画贿选，此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并引发了“这位山东文化干部到底是谁”等讨论话题。在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下，山东省作协要求马悦然立刻公布那个“山东文化干部”的姓名，以给事实一个真相。（10月27日《齐鲁晚报》）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当别人指出问题所在，当事人本应警醒自身，加大对自身的审查力度，而非对勇于发声者求全责备。中国人的传统思维讲究大度、包容，在此次事件之中，山东作协轻易便“质询”马悦然并且要求其“立刻”公布违规者姓名的做法，未免流于小气而于事无补。

　　马悦然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对于这样一位愿意亲近中国文化、关心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我们本应以最诚挚的友谊与其交流。而马悦然于21日透露有“山东文化干部”向其邮寄书画一事，也表达了他对于部分国人不正当行为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说出这样的话，对其本人似乎并无好处，甚至会引起那些违规操作者的嫉恨。作为当事人的我们，本应虚心受教，有则改之，而不应该以质问语气要求其道出违规者的名字，这只会进一步增加其说真话的成本。

　　退而言之，山东作协要求马悦然说出该违规者姓名的行为本无太大实际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即便马悦然无奈之下揭开真相，于山东作协又有何益处？当其人浮出水面，是否还要进一步要求马悦然提供其行贿证据，以便于山东方面予以调查？于是，本是肺腑良言的发出者，最后竟不得不走上公堂。这不是对于违规者的不饶恕，而是对于谏言者的不宽容。“拔出萝卜带出泥”深入的查处也只会令山东作协更为难于自处。

　　当然，结果也可能是马悦然承认自己语出有误，所谓“山东文化干部”乃子虚乌有。这似乎对于山东方面而言便是皆大欢喜，而马悦然当然就要头戴腹诽“小人”的名声为中国人唾骂。但最终结果如何呢？可想而知，这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马悦然其人在中国的认可度急剧降低，而全盘否定的思维逻辑很可能占据上风而使其“中国文化大使”的身份遭受质疑。以笔者看来，这样的结果比其道出“山东文化官员”是谁更为可怕。

　　不管是社会个人还是公共机构，当接受批评之时，都应虚心受教、勉力自查，而不是动辄严词反弹。山东作协“质询”的举动，一是显得小气而无容人之量，二也将自身与当事人马悦然都推上了尴尬的境地。若此决策得不偿失，何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给违规者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当然公众也应该给山东方面一个喘息的机会，过分紧张的舆论问责对问题的解决无益，而只会无限加成决策的成本。

　　[稿源：红网]

　　[作者：宋祖礼]

　　[编辑：司马清]

　　（原标题：文人的“质询”未免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