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观察

　　□佘宗明，《华西都市报》评论员

　　某同学早恋了，上课心不在焉；某同学缺少父母关爱，故意逃学；某同学爱给人取侮辱性外号……在深圳南山区前海学校，每班都安排有两名“小情报员”，注意观察同学情绪和心理变化，并定期向老师汇报，引发热议。

　　据当事学校解释，“学生情报员”只是种“心灵互助”，为了增进孩子的心理健康。针对学生的心理疾病、情绪壁障，主动介入。由此看来，它不乏良苦用心。

　　只是，舆论似乎对此并不买账。这也难怪，当“学生情报员”的角色设定游离在“揭露隐私”和“心理辅助”之间，无可避免地会引发负面想象。

　　“童话大王”郑渊洁曾抨击，小学班干部制度是在培养“汉奸”，其特点之一是“告密”。在不少人的学生记忆中，“被告密”都是挥不去的隐痛：上课做小动作，或给人取绰号，之后就被老师喊出去谈话。到头来才知道，是被“盯梢”了。

　　平心而论，将“学生情报员”视同作恶，失之偏颇。第一，他们与现实权力是“隔空运作”，也谈不上真正恶意的构陷；第二，若其职责主要是反馈同学的情绪起伏、心理波动，填补心理辅导的缺角，或有正面价值。

　　但这种做法，确有走偏的风险。再怎么说，学生之间不是“对立关系”，用不着将充满对峙意味的“潜伏”、“眼线”嫁接到班级管理、人际相处中。让“小情报员”暗中观察同学的举动，容易造成他们的信任裂痕、心理隔阂。

　　对小学生来说，隐私权也该被尊重。可当“小情报员”潜伏其后，窃听他们的秘密时，他们也许会陷入“被盯梢”的焦虑中，心里蒙上阴影。这般风险，是完全存在的：年岁尚幼的“小情报员”们，毕竟不懂法理层面“保护隐私”的意义，若他们爆人隐私，换来的是“被表扬”的甜头，“他人隐私”的重要性恐怕还抵不过一朵小红花。

　　再者，对认知能力欠缺的小学生而言，善与恶，没有明显的分界。他们在打报告时，是否带有泄恨式倾向、潜在偏见，委实难料。在嫉妒心态下，抑或是为了在老师面前留下好感……他们很容易将“见不得光”的告密手段当作“排异工具”。谁能保证，这不会在孩子心中栽下“厚黑学”的种子？

　　更何况，学生心理波动，甚至是带些叛逆，本就再正常不过。若非必需，教育者没必要揠苗助长，过度介入。果真要进行心理辅导，补全专业的疏导机制不可或缺；而有些专家提出的“同伴教育”，也颇有试行价值：通过角色扮演、游戏等方式，让孩子情感疏通。

　　归根结底，“学生情报员”还是慎设为宜。导向仇视、功利的角色设定，终究无益于其公民意识，包括尊重他人隐私的操练。

　　（原标题：“学生情报员”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