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磐

　　发生在浙江温岭的幼儿园教师涉嫌虐待儿童事件，警方侦查阶段只能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嫌犯，这引起舆论哗然。我国刑法中的虐待罪，其犯罪主体未能超出共同生活的亲属，而将教育和代理监护者纳入，这固然是立法重大缺失；但防范悲剧发生显然更重要。

　　在近期发生的数起教师虐童案例中，实施者的行为表现和后果各不相同。浙江温岭幼师那种以欺凌侮辱为主的虐待行为，如果不是犯事者出于无知拍照卖弄，可能永远不会有外人知道。

　　单广东一省，过去三年遭受性侵害的女童便有2506名，大多数加害人都是熟人；但其中任何一个案例都没有引起温岭“拎耳门”这么大的公众关注。事实上，鉴于虐童案环境封闭，手段多样和隐蔽，受害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寥寥数宗案子背后，可能是大面积不为人知的虐童案。

　　幼儿园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率，实际反映的是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政策和资源分配上占优势的城镇公立幼儿园更安全，而私立教育机构则因缺乏监管、资源不足和有盈利压力，无法提升设备安全，而教师薪酬福利差，素质也良莠不齐。

　　笔者观察到的情形是，很多小城镇的年轻“幼师”多是初中、高中都没能上完的年轻人，仅通过短期培训就在急需人力的民办幼儿园上岗，她们既缺乏基本业务素质，也很难进行管理。

　　一方面，弱势群体的儿童能上得起的幼儿园，设施不安全、师资不达标的比比皆是，各种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对一些早已“不差钱”的体制内幼儿园不断提高补助标准。

　　中国并非没有法律禁止教师虐儿行为，如《教师法》第37条规定，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有上述行为之一，即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学校保护部分第2l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63条规定，教育机构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事实上，虐待行为需要更加明确的描述和定义，如：忽视、性骚扰和性侵害，情感虐待，使其过劳、殴打等；也有可观察的各种外在特征，如学生出现反常行为、伤痕、抑郁和病症等。更需要规定学校的报告和纠正、并使学生知情的责任，如未有规章制度防范，或对于家长和儿童的投诉未能及时处理，或者管理层未能善尽管理、警告职责，学校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以上法律除了缺乏细则规定，让违法行为以“严师”的标签逃脱惩罚，另一方面，这些语焉不详的法律规定，也进一步让教育机构和教师的不法行为行政化，很少进入司法程序，仅在教育系统内部进行处理。

　　另一方面，我国的教育系统本身也是高度行政化的，家长和社会并没有足够的渠道和机会来监督学校，并与校方协商相关制度和处理有关冲突。

　　（作者系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标题：虐童案背后不仅是立法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