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的《都市时报》，发表记者署名文章，讲述了市民谢苏明因跟帖被劳教的冤事。其中一段文章暴露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现将该段文字摘要如下:

　　“杨操，便是谢苏明认为比他更冤的‘同学’之一”。福建人杨操，在重庆做代理生意，其妻和几个亲戚合伙经营了一个快餐店。某日，警察以其妻涉嫌诈骗为由，带走杨操。杨操坚称，夫妻各自经营，他只是偶尔开车给妻子的快餐店买米和油，其他事根本不知情。但最终他还是被以“加入诈骗公司，负责驾驶、转移赃款”为由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到劳教所后，杨操被派到劳教所档案室干活。在整理档案时，他“记录下了一些荒诞的劳教事由”。比如:“重庆巴南区双河镇，一名杨姓中年男子和妻子吵架，正在气头上的丈夫恐吓妻子说‘拿刀砍死你’。听到丈夫的恐吓，妻子拨打报警电话。这名并未动手的丈夫因‘寻衅滋事’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这段文字，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这两起案子不是引自司法文书。后一个案子，文章明示是由杨操“记录”。杨操自身的案子，也看不出记者是否采访了杨操本人。兼之文后又注明所涉及的人物都是化名，作为新闻报道，这篇文章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

　　其次，评论案件，必须依法。对于劳动教养，尽管大家猛批其落后有欠缺，但在相关法规没有改变之前，不应苛求执法部门放弃依法办事。检视过去，必然会发现错误的痕迹甚至荒诞不经之处。但评判旧案，既要有发展的现代的眼光，又必须立足于历史乃既往史这一事实。

　　前述两起案件，从记者讲述来看，警方的具体处理未必违背劳动教养的相关法规。杨操案，文章并没有向读者披露其妻是否真的犯了诈骗罪，既然记者对此无异议，我们假设她犯罪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杨操“开车给妻子的快餐店买米和油”，说他“涉嫌”犯罪，有何不可?或因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罪，或因犯罪行为较轻(真实原因，只有看案卷了)，他才没被判刑，而是处以劳动教养。当然，劳动教养的天然缺陷——未经法院审判即被剥夺自由——本案也难以回避。

　　后一起案子里，因为丈夫恐吓妻子“拿刀砍死你”，丈夫就被处以劳动教养。警方的处理不对吗?未必。按照国人旧俗，清官难断家务事，插手别人家事一般都很谨慎;按照常规，没有哪个妻子会看着丈夫被警察带走直至被劳教还坚持要处罚他。该案中丈夫被处以劳动教养，是不是他妻子不肯饶恕，是否存在记者没有写出来的背景条件，比如家暴，不清楚。仅就“拿刀砍死你”这句话来说，一般不会构成犯罪，但情节严重的，就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在当年被处以劳动教养，符合法规。在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对该罪的处罚更为明确:处以五年以下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第三，评判案件，应坚持平衡报道。对记者的报道之所以提出异议，本意不在于否定记者观点，而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你既不引用法律文书，更看不到执法部门是何解释，就对司法工作给予否定评判，窃以为不妥。

　　（原标题：评论：看问题还是要讲些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