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6点左右，天色渐黑，南七金寨路高架桥下来来往往的车辆，开着大灯，有些晃眼。年过五旬的母亲张正菊捧着碗，坐在绿化带中一张废旧的席梦思床垫上，20岁的儿子正在睡觉。从今年年初来合肥算起，这已是她的第六处“住所”，其中，四处在室内，两处是露天。而这几天，天气预报说合肥将有明显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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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智障儿子不停搬家

　　张正菊母子在金寨路高架桥下安家两个月了，每天伴着车流度过。

　　两张床垫，一些锅碗，一个煤炉两袋煤球和一块摆放端正的“恭喜发财”大匾，在南七金寨路高架桥下，张正菊带着儿子住了两个月。儿子今年20岁，智障。

　　“我先前租过房子，房东看到孩子脑子有问题后，就不给继续住了”，张正菊告诉记者，她是舒城人，今年大年初六，早就与丈夫离婚的她带着孩子来到合肥谋生，开始租住在小朱岗附近，“一间房，不到十平方米，但够住”。由于儿子夜里喜欢喊叫，白天又经常拦截过往的行人，“其他房客都向房东反映，房东就过来要我们搬走，附近的租户知道这事后，也都不愿意租给我们了。”张正菊说，住了差不多三个月后，他们母子俩又开始找新的住处。

　　张小郢附近住了一个月，太湖路附近又住了一个月，每到一处，房东都以相同的理由，拒绝张正菊母子再租下去。

　　“最后一个房东，对我们很热情，但知道我们的情况后，他也没什么办法。”张正菊一边说着，一边吃着锅里煮好的汤菜，这些菜都是她从附近菜市场捡过来的，“今天去买了一斤肉，等儿子醒来炖好给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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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投无路无奈露宿街头

　　后来，母子俩搬到了金寨路与望江路交叉口附近的公园里，“那是七月天，天气很热，我们晚上就睡在地上”。但由于没有遮挡，雨天张正菊就搬到旁边银行的房檐下。

　　要用水，张正菊就拧开公园旁边一处露天的水龙头，“后来有人发现了，把我的衣服什么的都丢到一边，不让我用，给钱也不行。”

　　张正菊一气之下，就搬到了高架桥下。吃完饭后，张大姐拎着一个水瓶，“去旁边的三院装点水，这水是晚上给孩子洗澡用的。”张正菊指了指旁边的树丛，“这就是洗澡间”。

　　“现在每天捡点垃圾，一天到晚，勉强维持生活”，张正菊告诉记者，主要是买点米，还有些给孩子吃的菜，“他今年20岁，正长身体的时候”。两个月前，张正菊曾在一家医院干保洁工作，后来因为孩子在医院玩时，干扰了别人，被辞退了。“那时挣了几千块钱，现在也不剩多少了。”

　　说到天马上就要冷了，张正菊抖了抖身子，“还好吧”。

　　“家里的房子也破得不行，加上想帮孩子治病，就跑合肥去了”，张正凤是张正菊的姐姐，老家里唯一的亲人。记者从张正凤那里得知，张正菊1998年的时候离婚，法院判给她两间房，两个儿子也都跟着她。“现在房子到处漏雨，都快倒了”。

　　“他自己的负担也很重，好多女孩子追他，后来知道家里穷都分了。”张正菊无意中说出自己还有个大儿子，顿时痛苦起来，“我对不起他，我把精力都放在小儿子身上，他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作为母亲我没有尽到责任，很内疚”，张正菊说，大儿子在合肥一个诊所上班，平时给自己一些钱，自己都没要，“他现在要谈对象，要结婚，担子很重，我帮不了他，更不能给他增加负担。”

　　记者随后联系上了张正菊的大儿子小胡，他正在南京出差，“老家虽然也很苦，但比在街头露宿好啊”，小胡感觉很内疚，自己一心想把母亲和弟弟送回去，“但是我妈就是不听，说让我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她，我怎能不管呢？”

　　小胡告诉记者，他弟弟很小时发了一次高烧，后来就不会说话了，“妈妈一直希望能把他的病治好，她太执着了，头几个月还在医院看了段时间，后来也没钱了。”

　　采访结束，张正菊背着一天捡来的废品去卖，“我无所谓，都是为了孩子！”

　　本报见习记者杨俊本报记者 刘玉才项春雷摄影报道

　　说起小儿子，张正菊一脸的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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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希望能治好儿子的病

　　（原标题：母子俩“栖身”高架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