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元 男，1959年出生。中国警察协会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户籍改革问题专家，著有《户政与人口管理理论研究综述》等。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十八大报告

　　与十七大相比，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被明确写入十八大报告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推进城市化和扩大内需的重点，首先就在于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应给予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同等的城市定居的权利、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5亿人。李铁指出，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

　　李铁曾在公开场合透露户籍改革时间表：十八大后，下届政府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所动作。他介绍，这2.5亿农民工里大概有4000万人是举家迁徙，这部分农民工已长期在城市定居，为城市发展服务。如果能给予城市户口，不但解决了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还刺激了至少4000万居民的消费需求。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农民工进城已成为一种趋势，在人口红利减退前人数会越来越多。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后，更希望能像本地市民一样拥有平等的高考机会，享受教育、医疗、社保，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李铁建议，让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未来发展重点要向中小城镇倾斜，而不应该只是发展大城市。

　　朱启臻坦言：“目前一些大城市已经形成了农民工聚居区，但农民工最大的贫困不是物质上的，而是权利上的。”

　　户籍改革阻力 来自于捆绑的利益指标

　　早在2005年举行的中央综治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就表示公安部正在抓紧研究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并将逐步放宽大中城市户口迁移限制。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户籍改革问题依然是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拦路虎”和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病？

　　中国警察协会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认为，户籍制度及户口迁徙制度只是“替罪羊”，附加到户口上的各种利益、隐藏于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制度才是根本所在。

　　王太元说，包括教育、就业、社会福利、住房、物价、工资等各个领域的利益指标都和户籍制度捆绑，单论户籍制度，根本不可能解决一揽子问题，但只有先给户籍改革“松绑”，让它脱离各种利益关系，才是户籍改革的未来方向。

　　朱启臻以北京为例分析，许多人担心北京的环境资源承载力有限，害怕户籍改革会带来城市资源的困乏。但其实限制和不限制结果都是一样的，北京户口对外地人有各种限制，但人们还是都愿意到北京来，因为北京就业和发展机会多。“你限制他来，只会提高他来北京的生活成本，还有什么意义？”朱启臻说，这种地方政府的户籍限制违反了市场规律——外来人口得不到公共服务也无法扩大消费，城市的发展就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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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是为了刺激经济

　　在从事户籍制度研究二十多年的王太元看来，十八大报告的提法将会给予农民工和城里人同等待遇，具体应该会采用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的方式。

　　华商报：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十八大首次将户籍制度改革写入报告，并且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部分，这是为什么？

　　王太元：公众与媒体都关注户籍改革，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具体制度的变更，而是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居住权益，是一场影响广泛的社会变革。

　　十八大报告把户籍改革放在经济工作部分是最合适的，因为人类迁徙的最大动因是经济因素，用户籍、居住证这类行政工具来阻拦或吸引，其实都背离了人口迁徙的基本规律，也就没什么实质效果。而把户籍改革放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位置，是对社会整体经济方式转变的一次引导。

　　华商报：这会不会给民众一个错觉，觉得给农民工落实户籍是为了“扩内需、促増长”，并不是为他们谋福利？

　　王太元：前几年确实有一些地方把户籍改革变成“劝农民进城，赶农民上楼”，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但也没必要太担心，一方面是国务院已经发文纠正了这个错误，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另外，中央户籍改革的整体思路是以城带乡、以工促农，进而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和均等化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城市剥削农村、工业掠夺农业”等问题。

　　农民工进城应享受平等待遇

　　华商报：报告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只有三句话，但却引发很多网友讨论，认为这是一个风向标。您如何理解报告本身的内容？

　　王太元：报告的提法与以前一些学者“用户籍改革来刺激经济、振兴市场”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报告中的“加快改革户籍制度”，重点就是要以人口的产业转移来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要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有长期稳妥地促进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需求。

　　其次，十八大提出户籍改革的核心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市民化”是优先解决已进城人口的生存难题，重点帮助其完成“继续城镇化”。

　　第三，十八大提出的户籍改革，是要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目标，表达出对农民工享受和城里人同等待遇的公平态度。具体而言，应该是通过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来实现。

　　居住证能帮农民工适应城市

　　华商报：最近两年您好像一直在强调推行居住证制度，它能带来怎样的变革？

　　王太元：居住证是外地人、农村人合法平稳转变为本地人、城镇人的制度阶梯，它不仅能让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逐步适应城市生活，还可以在其居住时间延长的情况下，获得各项本地人的权益。既能解决农民进城的生活难题，不会造成强迫农民“上楼”的社会问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会防止因为大量人口较短时期盲目涌入城市而造成的市民排斥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华商报：户籍改革似乎只强调进城对农民是有益的，却忽略了仍在农村的农民，对他们来说，改革的方向是公平的吗？

　　王太元：在今年“两会”上，我们也探讨了农民进城的问题，这次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其中提到“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再如“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还有“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等，这些重要的政策措施，会有效避免陷入简单转户籍、迁进城带来的新的不公平，否定“早进城占便宜，晚进城吃亏”这个错误逻辑，跳出了“用新不公平来解决旧不公平”的怪圈。

　　户籍改革涉及新的“四化建设”

　　华商报：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条例应该即将出台，您认为目前还有什么重点是我们所忽略的？

　　王太元：“新市民”有三种：一种是通过应聘或者拆迁方式转换为市民的；第二种是在附近的城镇务工、经商，而回家生活的“钟摆式人口”，这是大多数城市近郊区农民的城市化方式，因此，国家应当以大力发展交通、通讯和多方面的制度变革具体推动以城带乡、以工扶农，促进这类人口城镇化；第三种就是这种传统的农民工进城方式，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

　　第三种方式，一方面快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村留守等问题，户籍改革不应当抛弃“被剩下的那一部分人（即留守者）”。

　　华商报：十八大报告中除了我们看到的那三句话，还有什么内容与户籍改革相关？

　　王太元：户籍改革与城市化、农业发展方式，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都息息相关，所以十八大报告很多内容与户籍改革相关。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四部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那段的表述，广泛意义上的户籍改革，既全面涉及了新的“四化建设”，也整体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种文明的建设，因此需要公众、媒体、学界和政府都站得更高、想得更远、抓得更紧、做得更好才行。

　　本组稿件由本报特派北京记者刘斌采写

　　（原标题：应给予农民工同等定居权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