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同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并作出阐述，指出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这种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和“五位一体”的布局，某种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性。

　　一个合乎自然和人性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增长，还要青山绿水，干净的环境和清洁的空气，换言之，也就是在发展中体现更多的“绿色”。毋庸讳言，在长期的发展中，由于我们未能理解发展的真义，更由于存在现实的脱贫和现代化的赶超压力，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发展是以破坏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环境受破坏的严重程度远超经济增长的速度。直到目前，用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的话说，中国的环境状况是“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增大”。

　　如果说，过去囿于生存压力，普通百姓对于环境问题尚能容忍的话，现在，随着人们环境权益的提高以及对生活的要求更高，这种容忍度越来越低，稍不留神，就将爆发严重的环境群体事件。

　　所以，这就给各级政府及其领导，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建设问题，改变目前“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倾向，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从国家的角度说，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并不晚，党的十五大曾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大以来，又相继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则上升为建设生态文明。而且从“十五”规划开始，国务院把节能减排列为考核干部的约束性指标，不断修正过去只重视GDP的执政理念。到了“十一五”期间，在一些地方，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已成了干部的“摘帽子”指标，完不成是要被问责的。

　　但是，生态和环境的恶化却并没有根本的好转。这里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首先，尽管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提出，并且在政策层面也有了一些约束措施，但整个政绩的考核体系并未扭转过来，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仍然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如上所述，民众的环境意识和环境权益要求比过去大为提高，这势必与此种发展观形成冲突，严重者就酿成事件；第三，中国的发展阶段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即重化工业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是，工业污染客观上会有所加重，虽然我们采取了很多保护环境的措施，包括技术上的进步，但由于整个社会尚未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即还做不到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所以，环境污染很可能会继续不减反增。对此，我们要有心理预期，目前只能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尽最大可能把环保工作做好。

　　为此，需要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以适应和回应民众不断增强的环境权利，这也就是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如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其中，最根本的要做好两点：一是决策须民主化、透明化；二是建立一个市场化的补偿机制。凡是政府的公共工程、项目建设，不论是否存在环境破坏，在整个决策过程中，都要做到公开、透明，涉及到相关利益群体的，须参与政府的决策，同时，形成一个很好的协商补偿机制，如果预期会产生环境损害或者已经发生了环境损害，需要根据市场原则产生一个大家都可接受的市场补偿价格。自然，这也就要求确保环评的独立性。

　　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程度。

　　邓聿文（北京学者）

　　（原标题：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靠深化改革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