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剑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出生于1971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主持国家级课题多项，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十三

　　【核心观点】

　　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虽然得益于土地城市化模式，但更多地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不稳定与环境代价大等弊端。这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增长模式。

　　发展方式转变困难有制度背景

　　新京报：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讲，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什么这么难？

　　范剑勇：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不可持续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收入分配矛盾尖锐、内需不足，也普遍达成共识。这里面最核心的是收入分配问题，我想从城市化的视角进行说明。

　　中国经济近30年发展得非常快，根本原因是什么？不是市场化改革取代了计划经济，而是城市化、工业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分工水平不断加深、并得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最终使经济蛋糕越做越大。

　　比如说，生产100个杯子平均下来一个杯子可能需要50块钱，生产1万个平均下来需要10块钱，生产10万个平均下来可能需要5块钱，也就是说随着需求规模扩大和分工细化，成本不断降低。

　　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向城市，其实也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分工不断细化、规模经济逐渐体现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困难背后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已有的改革措施如果没有触及这一制度背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异于隔靴搔痒。我认为，只有转变现有土地城市化模式，才能逐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京报：经济蛋糕做大以后就要分割，为何会出现分配不公？我们忽视了谁的利益？

　　范剑勇：经济蛋糕切割的份额大小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在中国，劳动力是最不稀缺的。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是土地的稀缺性。随着经济蛋糕做大，对稀缺的土地要素会产生较大的需求，地理位置决定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价格会越来越高。

　　农民工流向到城市里面，就住房而言，本应在经济蛋糕做大后产生的土地增值中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至少政府应该替他们解决基本住房需求，况且经济蛋糕做大本身是由农民工贡献了很大一部分。

　　现实情况是，由于没有住房，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以蜗居、群租、居住在城中村等方式来解决住房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容易集中爆发。

　　土地城市化抬高房价

　　新京报：农民工为什么得不到应有利益？

　　范剑勇：土地城市化模式是在现有体制下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比如，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地把GDP搞上去，这时面临一个矛盾：有限的财政或者向银行贷款的钱，究竟是用来提高地方GDP的增长，还是用于民生工程建设？现实情况是，各地方政府为GDP考核而展开激烈的地区间竞争，而对本辖区内居民的公共产品提供并不是其最优先考虑的目标。

　　一方面，招商引资可以把GDP做大；另一方面，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带来很大的GDP贡献。后者与土地城市化关系密切。政府从农民那里低价征地，然后把这块征地分割，拿出20%-30%土地进行拍卖、并由开发商进行商品房开发，用40%-50%搞工业园区，工业用地面积大、住宅用地面积小。

　　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城市化维持的超额投资对地方GDP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要维持地方GDP短期而又“持续”的增长，只有不断进行新一轮的征地、新一轮拍卖、新一轮的土地融资进行城市化建设，土地价格抬了上去，住宅价格也跟着抬上去了。

　　新京报：房价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降下来？农民工住房问题怎样能够解决？

　　范剑勇：之前房价上涨这么快，我认为是体制性原因，只要体制不改变，房价没办法真正降下来。同时，现在的房价不可能再涨了，因为高企的房价已经变成了政治问题，涉及整个社会的稳定。从理论上来讲，土地的稀缺是地方政府垄断供给造成的。

　　（下转B11版）

　　（原标题：土地城市化模式有待改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