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邓新建本报通讯员韦微笑

　　2012年11月6日起，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的外来务工人员遇到纠纷、矛盾时有“娘家人”介入并引导解决了。

　　当天上午，白云区结合区域内外来务工人员的地缘特点，从外来务工人员中挑选及聘请的35名兼职调解员正式上岗，为老乡提供更为亲切贴心的调解服务。记者了解到，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外来务工人员矛盾纠纷调处小分队”将由区级调委会统一调配资源，此举标志着该区构建起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大调解体系。

　　白云区是目前广州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的区域之一，外来务工人员多，大多也都集中居住。广州市司法局局长李国宝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白云区司法局在常态化调解调处过程中，探索“新广州人”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利用外来人员“语言通、感情浓”的同乡优势，从法、理、情出发，引导他们转变身份角色，从原来的被管理者转变为管理者、被调解对象转变为调解人员，真真正正参与到人民调解工作中来，有效调动资源。

　　广州三元里松北新街是著名的“洪湖村”。记者了解到，在这片占地面积不大的“城中村”里聚居了1.2万湖北洪湖人。受聘于“外来务工人员矛盾纠纷调处小分队”的队员、同样来自洪湖的彭泽洋也居住在这里。“各地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因此遇到纠纷时人们往往按照家乡的处事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彭泽洋说，做好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了解当地民俗文化的家乡人就能较好地理解矛盾双方的诉求，给予更贴心的建议。

　　不久前，在白云区开厂的洪湖人李沛玉与老乡李友广发生了一笔1.3万元的业务款纠纷。李友广的客户将这笔业务款打入了为其开发票的李沛玉公司的对公账户，而李沛玉则不确定该笔款项是由李友广的客户转入的。因此，一方咬定“给了”，一方却否认并咬死“没给”，双方僵持数月，争执中不免发生碰撞拉扯，派出所也介入了不下20次，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最后，我找他们双方聊了很久，决定采用家乡的土办法，折中由李沛玉返还李友广7500元了结此事。”彭泽洋告诉记者，在家乡遇到这类矛盾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样一人退一步的“土”办法，因此这个结果矛盾双方都比较认可。

　　由外来务工人员担任调解员这一做法也受到广州调解“权威人士”、市司法局调解工作管理处处长罗丹的充分肯定。他说:“以前我们的人民调解员大多以当地居民为主，语言以当地广州白话为主。虽然调解工作中矛盾双方及调解员也常常使用普通话，但是三方的口音、语调差异明显，很难拉近相互间的感情，情绪激动的时候还会蹦出方言，不懂的人就没法继续开展工作了。而相同的语言却天然地让人更加亲切。”

　　来自湖南邵阳、在人和镇政府安监中队工作的刘学权告诉记者，外出务工人员都是“亲带亲”、“邻带邻”过来集体务工的。“相互之间不是亲友就是和对方的亲友认识，容易熟络并取得纠纷当事人的信任。”

　　人和镇内活跃着很多由湖南人组成的工程队，因此有不少工人摔伤、拖欠工程款等纠纷。“由于不懂法、不明政策，老乡们总以为人多就能解决问题，往往一出事就全村出动，一下来几十人。”刘学权说。

　　去年10月，高增村一村民建私房时，湖南籍的一名工人在尚未完工的阳台喝酒后摔下死亡。他的亲友马上通知其亲属及村干部几十人过来向包工头“讨说法”。记者了解到，小包工头一单工程也就几万元的收入，死者家属漫天要价，双方一度情绪激动，械斗一触即发。

　　刘学权以老乡的身份及时介入了该纠纷。他在当地基层调委会的指导下理清了法律关系，安抚家属情绪后及时对死者亲友做了疏散分流，留下家属代表，随后又按照法律及政策分别与屋主、包工头及死者家属协商。最后在他的调解下，一周内，没有聘请合格施工队的屋主及无施工资质的包工头分别承担了相应责任。

　　记者了解到，白云区司法局以基层调委会建设为抓手，不断夯实、完善三级调解调处网络，到目前为止，在全区建立包括街(镇)、村(居)、企业、行业、物业等在内的调解委员会545个、交通事故调解工作室2个、诉前联调工作室1个，人民调解员共计1961名。今年前10个月，白云区共调解各类纠纷案件2246宗，成功调解2207宗，成功率达98.3%，防止群体性上访22件。共调处重大纠纷、群体性事件239宗，涉及人数8616人，涉及金额8266万元。白云区多元化、多层次的大调解体系已然成形。

　　（原标题：从调解对象变为调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