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平

　　贵州毕节街头，5名十来岁的男孩可能因躲在垃圾箱避寒而窒息“闷死”。我们还无法还原16日那个清晨前发生的细节：这些流浪孩子为何会躲到那个逼仄的大铁箱子里；在室外温度7℃的条件下，又为什么在箱里点燃了火种。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悲剧的事实，5个孩子宝贵的生命就这样夭折在垃圾箱里，而他们本应该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享受着社会的关照与家庭的温暖。

　　由于孩子的身份还没有全部查明，我们还不能断言他们是否属于流浪儿童。不过从16日到今天，还没有孩子家人出现在他们身边，很显然这些孩子并非生长在正常的家庭环境中，流落街头并不是一种偶然。这群孩子也似乎从未引起事发地附近的人们注意，直到他们蜷缩的遗体被发现，才有人想起，“孩子们在拆迁工地围墙里面，用一些写有广告语的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围起来，并在里面住了好几天”。

　　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一场“微博随手拍救助流浪儿”的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并直接推动了政府部门介入。民政部、中央综治办、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要求到2012年年底，中国城市街面力争实现无流浪未成年人。

　　谁都无法否认，微博公益与政府救助在儿童保护问题上的高度正义立场，政府与民间以实际行动救援了许多处于窘困境地的儿童，在一线大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及时救援流浪儿童的目标。然而作为一个社会顽疾，流浪儿的出现有着深刻的背景，减少街面出现流浪儿，并不意味着产生流浪儿的原因消失。正相反，从街面消失可能使他们进一步远离主流社会视野、恶化他们的生存环境。

　　从现实来看，政府与社会救助力量面临的困难在于无法与底层对接。众多成年流浪者都不愿意主动寻求救助站等机构的帮助，更何况判断能力与行为能力更为低下的流浪儿童，他们更需要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健康管理。由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发起的运动式清理或治理，可以谋一时清净之效，却无法保证问题的长期解决。针对流浪儿救助，看上去考虑周到的公安、巡警、交警、城管“谁发现，谁处置”的原则，实际上还是《未成年人保护法》里的老思路，表述上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但人人有责在实践中成了人人无责。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居然找不到一个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来应对日益突出的儿童权益问题。

　　父母的抚养与监护责任、相关政府部门扶危救困的职责，在这起事件里以及许多类似案例中，到底该怎么追究？这样的无答之问反复出现，难道还不能引起足够的警醒吗？无论是制度细节的落实，还是鼓励民间力量的支持，都需要我们为孩子做得更多并尽快去做。而无论怎样，我们应该记住这5个男孩，记住他们曾在那个垃圾箱里捡到一个破旧的皮球，在围墙里玩耍的身影，因为也许这是他们唯一留下的温暖。

　　（原标题：让孩子在安全的世界取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