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在河北农村采访霍乱见证人浙江省金华市“烂脚病”幸存者分布图■ 龚益银，七十六岁，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莘移村人，五六岁时开始烂脚，至今未愈本报道图片均由细菌战调查会成员提供【创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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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范洁

　　3支完全由大学生组成的年轻团队，沿着浙赣铁路寻访烂脚老人，在宁波重核鼠疫感染人数，从山东到河北追溯霍乱疫情，45次辗转山林和田间，采访了千余名细菌战幸存者和难以计数的见证人，留下近万张照片和百万字口述历史……宁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大学，共900余人次，近10年努力，只为重现70年前的残酷真相，修补关于细菌战的民间记忆，还原这场给中国平民带来巨大创伤的浩劫。

　　金华地区1942年皮肤炭疽、鼻疽

　　“烂脚病”全面调查长期缺失

　　在2013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论坛延展单元”上，一位浙江老人吸引着世界目光。老人名叫姜春根，73岁，浙江省江山市大陈乡乌龙村人。画面中，他时而蹒跚地走在田埂里，双脚不断地渗出血水、招引蝇虫，时而孤独地坐在土坯房外，双手颤抖地消毒伤口、更换纱布。

　　1942年5月至9月，为报复4月18日美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轰炸，日军在浙江、江西境内发动作战，沿浙赣铁路破坏机场、拆毁铁轨，同时下达“生物焦土”命令，从空中、地面撒播大量细菌。在日军撤离后的几星期内，很多村民的腿部出现大面积溃烂。

　　“4月初，导演詹姆斯回访江山市，除了小腿，姜春根的脚底也开始溃烂，已经无法行走，更别说下地干活了。”影片的助理摄像、原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骆洲告诉记者，姜春根只是调查会在浙江采访到的616名烂脚老人之一。

　　2004年至2011年，宁波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成员先后辗转浙江金华、兰溪、义乌、东阳、衢州、江山的30个乡镇，寻访烂脚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整理烂脚村分布资料，最终汇成《烂脚病受害者名单统计》和百万字的笔录。调查会指导老师、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评价这项成果“是独一无二的，弥补了目前细菌战受害调查的空白”。

　　“烂脚病”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王选已经会同金华、衢州地方流行病防治专家、学者和受害者，开展烂脚病受害者个例调查。2001年起，青年学者李晓方自费走访浙江、江西，以图文形式记录细菌战幸存者的悲惨遭遇，其后出版的《泣血控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微生物学专家马丁·弗曼斯基和皮肤病学专家迈克尔·弗兰兹布劳前往浙江调研烂脚村，这是战后美国学界首次赴华调查日军细菌攻击造成的伤害。

　　调查所到之处，村民都说日本人打来后，当地出现“很多很多烂脚病”。“但是，美国人说‘many many（很多很多）’没有用，要知道‘how many（具体多少）’。”王选说。同时，从流行病史角度来说，也需要从“点”到“面”的数据，体现疾病分布状况，“根据目前调查积累的数据，战时浙江烂脚病爆发呈现非自然特征，从老人对发病初期的症状描述判断，很可能是皮肤炭疽和鼻疽，这是人畜共通的疾病，一般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传染。1942年春夏，如此多人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感染，表明当时的环境在很大范围内存在着这两种细菌的感染源。”

　　感染源从何而来？在1949年12月伯力审判后公开出版的《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中，日军731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供述，1942年他曾准备了130公斤炭疽菌，交给南下攻击部队使用，而731部队具有600公斤/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

　　目前，王选和学生们正根据调查数据制作“烂脚病”病例分布图，分类整理相关症状。她强调，田野调查的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每一段录音，全部要经得起推敲，“小泉内阁对日本议员要求政府公开细菌战相关资料的回应是，‘没有能够确切证明细菌战具体活动情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坚持调查的动力，靠自己的努力，让证据说话。”

　　幸存者名单越来越短

　　“第一次采访老人，在敬老院门口迎面而来一股浓重的腐烂气味，我马上退了出来。”时隔5年，回想初次直面烂脚老人的情景，骆洲记忆犹新，“调查之前，我看过不少烂脚老人的资料和照片，但一到现场，嗅觉、视觉、听觉全方位的冲击，还是让人招架不住。”

　　大学4年，骆洲共参与11次田野调查。他耳闻或目睹的故事主角中，有些在感染之初就病逝了，有些受不了折磨自杀了，有些难忍疼痛选择截肢，更多的从小就遭受歧视，直至死亡，腿上烂肉还在溃烂、脱落。

　　“一场战争将他们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毁了一辈子，太可怜了，太冤枉了。”在接受询问时，很多受害者抑制不住激动，甚至失声恸哭，“他们这辈子，从没有人问起这件事，从没有人问过他们的腿是怎么烂的，终其一生孤独地忍受自身的痛苦和外界的排斥。”

　　除了愤怒和悲伤，伴随调查深入，学生们越发感到来自时间的压力。

　　2008年调查会成员回访金华烂脚村，2010年他们前往衢州寻找烂脚老人，无一例外面临幸存者急剧减少的情况，看到死亡名单上增加的数字，听到“已经去世了”的叹息。“有一次我们根据线索，花半天翻山来到老人的家，却发现正在出殡。”回想在衢州的经历，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成员方亦舒有些哽咽。

　　2011年夏，由于很难再找到幸存者，浙江“烂脚病”的调查告一段落。

　　(下转第15版）（上接第14版）

　　宁波1940年鼠疫

　　染疫者10倍于原先研究

　　开明街、中山东路是宁波最繁华的地带之一，街口一方通体黑色的三角锥形石碑显得格外静默。

　　“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时许，侵华日军飞机窜入宁波市区，空投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和麦粒、粟米、面粉。两日后，开明街以东、中山东路以南、太平巷以西、开明巷以北5000余平方米域内爆发鼠疫，市民惨死有名可稽者111人，12户死绝。”碑身上中、英、日三语铭刻的碑文，与弹坑和杆菌状浮雕一同，无声地诉说脚下这方土地曾遭受的苦难、恐惧和绝望，这里是侵华日军宁波鼠疫细菌战遗址。

　　目前，日军在开明街制造的鼠疫灾难已得到多方证明。2002年8月，日本地方法院对王选等180名细菌战中国受害原告控告日本政府一案的判决中，也对此予以认定。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开明街鼠疫感染者远远不止纪念碑上的数字。2011年10月，日本细菌战民间研究者奈须重雄向媒体公布了他花费8年时间发现的原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集，其中《鼠疫跳蚤杀伤效果略算法》一文显示，“731部队在宁波播撒了2公斤感染鼠疫菌的跳蚤，第一次感染死亡者104人，第二次感染死亡者1450人。”

　　细菌战诉讼中国受害原告团二审出庭证人、宁波地方调查者田昉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从事宁波鼠疫调查，他说，此前调查极少涉及二次感染，金子顺一的论文不仅为日军在华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提供佐证，同时推翻了原先的定论。

　　第二次流行感染如何形成？10倍于中国掌握的数据从何得出？是否还有幸存者健在？新证据促使田昉带领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开始新一轮的调查。

　　70年后幸存者无从找寻

　　2012年2月，金子顺一论文公布后的第一个寒假，田昉和10名学生前往宁波慈城镇，8天里挨家挨户寻找鼠疫爆发时已经记事、现在年近耄耋的老人。

　　田昉说，开明街历来是宁波重要的商业区，小食店、骨牌店、烟纸店里有一批外来学徒，鼠疫爆发后，许多人赶在疫区封锁前潜逃回家，这些外逃者被认为是引发第二次疫情的因素之一，然而之前统计至开明街地区即盖棺论定，没有考虑这些外逃者。

　　慈城、鄞江、姜山、方桥，调查会成员利用假期走访宁波多个村镇。然而，与浙江“烂脚病”受害调查不同，更多时候，鼠疫调查像是大海捞针。“鼠疫是烈性传染病，发病后短时间内就会死去，幸存的可能性很小很小，由于年代久远，外逃者更是难以追踪。”调查会成员季雪婵有些无奈。

　　田昉告诉记者，70年间，政区变更、地貌改变、农村方言都成为调查的阻力，“之前，调查宁波鼠疫的人太少了，伴随见证人的相继离世，再不还原这段历史就要断层了。”

　　鲁西地区1943年霍乱

　　追溯尘封的鲁西细菌战

　　2909名老人访谈、182万字口述历史，今年夏天，一套由山东大学师生编撰的《卫河流域霍乱流行口述史》（暂拟）即将出版，这是目前国内对1943年山东、河北、河南霍乱疫情最大规模的记录，也是山东大学300余师生6年来日积月累无报酬劳动的成果。

　　1943年夏季，鲁西地区大旱。当年8月，一场大雨使境内的卫河、漳河等河流水位暴涨。这时，驻守日军将卫河河堤掘溃，洪水淹没了村庄和农田。令人恐惧的是，洪水所到之处，霍乱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死亡上百人，据保守统计，这场灾难造成山东、河北、河南至少22万平民死亡。

　　“霍乱与洪水的区域有多大？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霍乱流行时人们如何应对？迄今为止，对于鲁西地区发生的这场灾难，还没有出现全面的调查成果。”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员常晓龙介绍。

　　由于细菌战的实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即使在日军内部，也只有极少数人知晓。此外，当时山东已是沦陷区，霍乱爆发后鲜有医务人员检查防治，一系列因素致使这场灾难被长时间尘封。

　　2000年以来，山东临沂市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崔维志着手研究，将中央档案馆所藏日军有关部队人员的相关供述整理成文发表，这场史上造成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细菌战终于浮出水面。

　　2002年末，王选和崔维志夫妇与一批学者、记者赴卫河一带调查。此后，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畅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鲁西地区霍乱调查，王选曾这样动员学生：“齐鲁大地的那些乡间老人们，他们的苦难，你们山大的学子不来记录谁来记录，只有你们能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2006年，在志愿者队伍的基础上，山东大学建立鲁西细菌战调查会，成为国内唯一一支对日军该罪行开展成规模调查的团队。

　　182万字的乡村口述史

　　调查会成立以来，学生11次开展田野调查，对山东、河北、河南的10县区106乡镇共1255个村庄的2909位老人进行访谈。此外，会员们还在上述地区及另外22个县，查阅各类文献资料、地方志、民国时期报纸以及鲁西和冀南各市县防疫部门的档案资料。

　　调查证明了两个关键事实：首先，根据大量亲历者的回忆，基本判断1943年在卫河流域发生过一场病患数量极大的霍乱。其次，约10个县范围的霍乱是在同一时期内流行。

　　经过最后阶段的数据整理和分析，这些资料将结集成书，公开出版，“这套书已经申报了国家社科出版基金，纳入文史资料抢救工程。”王选激动地说。

　　“关于鲁西霍乱的调查，基本是以档案和文献为基础，从未像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田野调查，这是史无前例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图书编辑室主任王文运告诉记者，之前国内围绕抗日战争的口述历史以精英人物为主，对于受害者、劳工、慰安妇等群体的关注度不够，“写来写去都是大人物，但是历史是属于所有人的，口述历史是活的史料，很有价值。”

　　王选强调，鲁西细菌战调查的最终目的，是真实地反映这段历史，直观地呈现战争灾难中乡间平民的生活百态，“希望更多的人至少会去想一想，关于那段历史，我们应该做什么。”

　　（原标题：抚触七十年未愈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