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_洪鹄

　　初夏，《蒋公的面子》在经过南京、上海、广州的一轮南巡之后，终于来到了北京。“连演六场，一票难求，座无虚席”这类宣传语对这出校园神剧来说已不新鲜——这一年来，导演吕效平和他的学生们早就习惯了如潮的好评和不断的加演。但吕效平还是对北大百年讲堂的一场演出格外满意：演员们发明了新的走位。在时任道太太说“我倒是想蒋介石请我吃饭”时，三个大男人像被什么刺了一样，齐刷刷地把脸转向时太太，吓得这个女人惊慌失措，赶紧补了句“可惜他又不请我”。

　　“动作不大，却可见演员们对角色理解之深。时太太这句话为什么刺到他们？说出了他们心里的秘密啊。”

　　《蒋公的面子》是一出知识分子话剧。事情发生在1943年年关，抗战未消，天寒地冻。夏小山、时任道、卞从周是中央大学的三名中文系教授，收到了即将赴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的年夜饭邀请——委员长的饭，吃，还是不吃？老蒋的面子，给，还是不给？“知识分子永恒的精神困境”这个命题看起来很巨大，很终极，可很多时候，就是落在这些灰蒙蒙的琐事、这永恒的一蔬一饭之上。

　　把灵魂放在火上烤

　　《蒋公的面子》出自吕效平和温方伊这对师生之手。吕效平今年58岁，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系主任。温方伊是他天才早慧的学生，“90后”，小他两轮。

　　2012年年初，吕效平给温方伊布置了一个命题作文，让她根据南大一直流传的一个传说写一个剧本，并指定要在5月的110周年校庆上演这出“校史剧”。传说就是1943年蒋介石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前，曾请中文系的三位教授吃年夜饭，三位教授在“给不给蒋介石面子”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这是一则“开头很详细，结尾却不详”的传说。传说中的三位主人公中有两位是南大中文系的祖师爷级人物胡小石和陈中凡，第三位却无从考证。陈中凡是一位“偏左”的教授，批评蒋政府，和陈独秀来往频密；胡小石闲云野鹤，远离政治，酷爱美食。流传的另一个段子是：蒋介石曾向胡小石讨过字，胡小石没给。

　　吕效平是从他的老师、南大前文学院院长董健那里听到这个传说。温方伊跑去向“师爷”董健讨结尾，得到的答案是这个事更大可能是没发生过，因为“认识胡小石的人都说没听过这件事。”而她自己翻书也发现：“蒋介石要来中央大学做校长”的消息传来时，年已经过完；而陈中凡教授呢，1943年根本不在中央大学。

　　但在吕效平看来，“虚构”正是这则传说的有意思之处。“历史上很多事我们忘记了，很多事我们记住了，还有一些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被我们杜撰出来。忘记什么、记住什么、杜撰什么，其实都有很深刻的当代原因。”在他看来，蒋介石请教授吃饭是一场“忸怩”，教授们争论去不去也是一场“忸怩”。在“忸怩”的空间里，权力尚不能那么傲慢，知识分子不至于卑微，这“忸怩”的空间——正是建设一流大学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个政治立场和思想状态迥异的知识分子很快诞生在温方伊的笔下。卞从周是右派，支持蒋介石当校长，愿意与政府合作，长年给《中央日报》供稿，经济条件不错。也利用政治资源为学校和学生争取了不少好处。本来，蒋介石请吃饭他是要积极前往的，但他自卑，自卑于自己的“不清高”，急于得到“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们的承认。

　　夏小山就是有风骨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才华过人，洒脱至极，政治冷感，除了美食一无牵挂。他曾在课堂上公开反对过蒋介石当校长，理由无关政治，而是他认为蒋介石学术上不够资格。他对蒋介石的宴请不感兴趣，却被一道“火腿烧豆腐”吊足了胃口。所以如果蒋介石不以“校长”而以“委员长”的身份请他赴宴，他会为了火腿烧豆腐而欣然前往。

　　时任道是左翼，看不起与政权相亲的卞从周，他曾支持学生上街参加反政府游行，蒋介石下令打死了他的学生。

　　关于戏剧，吕效平有句名言叫“戏剧就是把灵魂放在火上烤”。写到时任道，温方伊陷入了困境：烤灵魂需要的是可燃物，卞从周和夏小山的可燃物都好找，前者是得到承认，后者是美食。而时任道呢？如何让一个坚决反蒋的左翼在给不给蒋公面子上能动摇？亲情？爱情？友情？都不足以。想来想去，只有书——带着智识的傲气，属于知识分子的痴情。

　　三个人物，三个空间

　　“五毛”、“公知”、“打酱油的”三个标签很容易被代入到《蒋公的面子》的三位主角身上。在每一场演出现场，当卞从周说“现在的人似乎骂两声腐败便是进步人士了”时，他得到的掌声与时任道说“中国政府的腐败已是国际闻名”时不相上下。

　　排练之前，吕效平曾以为第一得人心的人物应该是铁骨凛然的时任道。结果与他预料的大相径庭。观众对时任道最多的评价是“伪善”，时任道是最彻底的反蒋，他当然不肯赴宴；但他因为一批书的下落而有求于蒋介石，他希望卞从周和夏小山能帮他说情、代他赴宴。但在吕效平看来，时任道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赴不赴宴，他因为蒋介石曾下令打死了他上街游行的学生而憎恨蒋介石——是他鼓励学生上街的。“如果他认为应该上街，他为什么不自己上街呢？潜意识里，他是把自己的责任全部推给了蒋介石，以此逃脱自身的愧疚。”

　　排练的时候吕效平就发现，卞从周这个人物越来越强，强到让他惶恐。时任道陶醉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形象，却经受着现实主义的诱惑。卞从周恰相反，他在现实主义的泥淖里，渴望被理想主义者的光辉照亮。“如果放在1980年代，没有人会看得起卞从周。但90年代之后，大家变了，有奶就是娘，笑贫不笑娼，对这个人，我心里有太多话要讲。”

　　三个人物里，吕效平认为自己最接近卞从周。他曾经做过中文系的书记，后来不做了，一开始他非常高兴，认为可以安心研究业务了，不必应付那些无聊的事情。“但我又想，我是保持自己的道德干净，什么都做不成好？还是喝酒吃肉，道德肮脏，但能把戏剧做得更好重要？哪一种道德更高尚？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我怎么做，都有足够给自己辩护的理由。”

　　在南大，学校为戏剧专业建了一个小剧场，是按照吕效平的要求来建的。吕效平坦言，“因为我帮学校解决了一些问题。”如果重来一遍，他自问还是会冒险做事，会去参加“一些非常无聊的评价活动”，因为这样，他才能把学生带出来、介绍出去。“你不给人家捧场你能拿到资源？这是很悲剧的东西。”

　　卞从周的很多台词就是他加的，比如“面子是虚的，事情是实的，你不务实事，光顾面子有什么意思？”批评他的人不少，他的学生有一次看见他笑眯眯地请领导上台都说，“想不到老师你是这么能仰能缩的人”。吕效平一度非常惶恐：“把卞从周这样的人做强，在这样一个戏剧里做得让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价值导向会不会是有问题的？”

　　《蒋公的面子》公演之后，吕效平松了一口气，他发现原来是“打酱油的”夏小山最受欢迎。“时任道和卞从周各有各的焦虑，而夏小山是另一个层级的人。”对时任道来说，书是严重问题，反蒋是严重问题；对卞从周，被不被人看得起是严重问题。但对于夏小山，一切都不是问题，他是高度自由的。

　　“他不喜欢蒋介石当校长，但当也就当了；时任道念念不忘的他的绝交书，他早就忘了，他不是友谊的奴隶；去赴宴会丢面子？丢了就丢了，面子也不是问题。他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一辈子追逐女人，却从来不身陷于爱情。卞从周和时任道的喜剧在于两个人的矛盾状态，身处甚至享受一种状态而羡慕另一种状态，这种荒谬是喜剧。夏小山的喜剧是更高层，他的喜剧是幸福的心情永远不被破坏。就像庄子在妻子去世后依然在歌唱，只有他知道生命没有价值，钱、荣誉、爱情，他不肯成为任何一种我们承认的价值的奴隶。”

　　但夏小山是否就能代表自由本身？吕效平并不这么认为。“就像福斯塔夫，你不相信爱情为什么要追逐女人？夏小山你说他什么他都不急，但你只要一说‘你就是为了那碗面’他就急。他和福斯塔夫一样，最后成了自己肉身的奴隶。人是没有出路的，永远不要以为我们能通过笔下人物照到真理。”

　　戏剧的文学之路

　　在年轻的温方伊看来，知识分子永远是苦的。夏衍在 《芳草天涯》里让孟小云对尚志恢说的话就是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整体的思想写照：“我真不懂，人为什么这样苦呀？苦得这么深，苦得这么没有代价。”但如今已不是一个叫苦的年代，《蒋公的面子》必须做出“苦”中的尴尬，这就是喜剧。“尴尬是什么？是走在马路上突然发现走错了，又不好意思在人群中折回的踟蹰；是答应某事后又想反悔时的纠结；是做错事后百般掩藏却被发现时的窘迫；是几个老友突然找不到话题时短暂的沉默；是发出不合时宜的笑声后接触到他人的目光。”她希望把角色的苦都藏在心里，外表展现的是尴尬，就像裹着糖衣的怪味豆一样。问温方伊，“你展现的是1943年的知识分子吗？”她说，不是，她没有见过1943年的知识分子。“我希望他们是现代人想看到的1943年知识分子。”

　　《蒋公的面子》里的另一个空间是文革。已然衰老、佝偻着的三人争论着当年到底有没有去吃那段年夜饭、给没给蒋公的面子，以“悬案”呼应历史的杜撰。很多人跟温方伊说，这一场景里舞台太昏暗，很难分辨出谁是谁。她则说自己想表达的正是——在残酷的时间以及经历了无数次运动之后，曾经风貌迥然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变成同样沧桑、胆怯的人的。

　　而在吕效平看来，任何年代的戏剧，归根结底是与当下生存空间的对话。“电影电视剧出现之后，全世界的戏剧人都试图找到一个戏剧还存在的理由。”对吕效平来说，这个理由就是戏剧的文学之路。“最大限度地降低情节的含量，而去表现人精神和灵魂的格斗。包括自己和自己的纠结，或很少几个人之间的缠斗。”

　　给不给“蒋公”面子？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成立。尽管温方伊说，她觉得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与时代关系不大，“我并不想批评某个时代，让观众批评这个时代不是我的初衷”，但她也相信——观众肯定会联想到现在这个时代。

　　（原标题：老蒋的面子，给还是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