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姜燕 文 孙中钦 摄

　　杨玉良，高分子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

　　6月28日中午，杨玉良校长在2013届复旦大学本（专）科毕业典礼结束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有着非常浪漫的想象力，我认真描绘了心目中想象的未来的复旦究竟应该怎么样。同时，我也希望每一位学子，都有理想主义的情怀。

　　实现理想有很大的困难，但如果不向着理想的完美方向追求，就会一事无成。说到理想，我引用的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一句话：“理想是带有彼岸性质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理想是彼岸的一座灯塔，但照亮的是你脚下的路。”我们虽然永远不可能达到理想，但会不断地逼近理想，让现实变得越来越好。

　　—— 摘自杨玉良校长在复旦大学2013届本（专）科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记者：您希望复旦的毕业生成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如何诠释这一点？

　　杨玉良：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就我个人体会而言，仰望星空的人，应该是我们大学教师，更应该是大学的学生们。如果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的师生都不愿去仰望星空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希望可能不会很大。但是，仰望星空不是脱离现实，不是完全说不着边际的事情。真正仰望星空的人都会知道他是站在什么地方去仰望，他的脚还在地上。

　　所以我还曾经引用过赵汀阳先生的一句话，他说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必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以我认为，理想主义者不是空谈主义者。反过来说，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没有理想主义，那么我相信他只能有一个非常卑微的人生。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不可能被现实动摇的，哪怕现实再严酷。

　　大学培养的人才，既要对未来的世界要有非常好的理想，也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不太赞同做一个简单的批评家。批判性思维是重要的，但还不够。我提的是“建构性思维”，不是简单地埋怨、揭黑，而是建构，即看你能不能通过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探索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去思考问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改变它、完善它。

　　所以，大学不仅要培养批判者，更要培养建构者，鼓励他们去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系统。如果只是批判，不去建构，只会把一个很好的概念娱乐化，这就是建构性思维的重要性。

　　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名校毕业的学生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应该多一点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引领不是当领袖，而是以身作则，你不但明白哪些事情不能做，要劝别人不能这样做，而且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不是谩骂和发泄。发泄有它自己发泄的合理性，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不许发泄，但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尤其是名校毕业的不应该。

　　记者：您在今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似乎比往年谈了更多的现实情境，这是为什么？

　　杨玉良：年轻人总有不成熟的地方，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育远远不够完美，所以我们的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我相信会受到很多冲击，主要是思想上的冲击。尽管我们在学校里创造了各种接触社会的机会，但毕竟是短暂的。大学教育他们应该有理想主义，启发他们思考为什么要开展社会实践，而不是简单地要去提高什么能力。大学开展社会实践，实际上是让学生们去体会这个社会的完美和不完美，再结合学校里的理想主义，就会感受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的学生，有非常高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再到社会上体会到社会的不完美，就会产生一种责任感，要把社会塑造得更完美。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在大学里给学生们特别功利的教育或影响。如果我们的教育过分功利，他们会把一些不良的丑恶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而如果我们让学生们有比较高的理想，他们首先就不会同流合污，而后会主动设法改变它。如果这样的学生从政，他就会关心国家和老百姓的命运和福祉，不会跟着不良的现象跑。

　　记者：您认为大学应该有怎样的人才培养思路？

　　杨玉良：首先要看如何定义人才。一个科学家如果人格不完整，他充其量只是一部很好的机器而已。对国家来讲，一个合格的人才，固然需要具备专业素养，更重要的是他对社会和别人应该有人文或人性的关怀，这是更加必要的。所以复旦大学有“人文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方针。

　　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就应该设计合理的课程和生活，特别是通识教育的课程，即使对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也应该贯彻通识教育的理念。教育学不是一门简单的学问，它非常深奥，和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教育经济学都有关系。有些受过教育、当过老师或自己孩子上过学的人，自觉好像都懂教育，其实并非如此。作为大学教师和校长，我也在不断地学习，如果我们对自己太自信，而不去学习、进步，可能会贻害年轻人。而教育上的害处弄得不好会影响一代人。所以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

　　我总是希望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氛围，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不仅能学到东西，而且能学到怎么面对困惑。现在学生的困惑很多，受到的局限也多，对自己内心的锤炼不够。所以我们对于学生的关心还要更加地投入，更加到位，我指的主要是情感上的，要让他们懂得如何爱自己，爱身边的人，爱这个社会。

　　我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独立的人格，有独立人格就不容易受到情境的影响，反而会为接触的这些人形成一个更好的情境。作为大学校长，我认为管理别人的内心是最难的。严格的管理未必能产生好的结果，关键是利用各个环节来培养学生，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人格的塑造。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今中国大学之精神？

　　杨玉良：大学应该有一种气质，虽不外露，但你一进到校园中来就能感受到，这里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有大量的人在研究世界和人类关心的问题，在开展有成效的研究。我接待一些国外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他们参观复旦后，感到它是一所很优秀的大学，这种氛围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营造的。我不太喜欢彩旗飘扬、横幅拉满、鼓乐齐鸣的校园，这不是大学。你去世界著名大学，耶鲁、哈佛、普林斯顿，一走进去马上感觉到庄重感，感觉这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这些名校，一般的时髦人物是不可能进来演讲或开展什么活动的。因为这些人的文化风格和大学的文化氛围是有冲突的。我对明星表示尊重，但没有特殊的好的主题，他不应该到大学里来占有讲台的一席之地。大学的神圣性要维护，不是所有人都能到大学来讲课讲自己的。这就是品位，学校是要有品位的。中国学生追星，有时候比较疯狂，这不能怪学生，是我们该给学生的东西没给足。

　　所以我感到现在的大学精神有一些衰退。老百姓对大学的不满是因为学校没有达到老百姓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简单地让每一个从大学出来的人都当官，是他们认为大学应有的精神丧失了。

　　如果大学里的学者所谓的研究也是非常功利的，为了谋个职称，胡乱不痛不痒的文章写几篇，这样的老师再去教学生，学生受到的影响也就是这样，认为大学不过如此；他们再回家去说，那么更多的人就会对大学失望了。

　　我在很多场合讲的东西都是常识，但一个连常识都被忘却的时代，重复讲一千遍也不算多。反复地讲，再配合我们的改革，逐步让大学的精神提到更高的地步，这是真正为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做贡献。

　　记者：您怎样看待大学之于社会的意义？

　　杨玉良：大学及大学里的学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之一，重要的传播地之一，我认为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也是中国未来新的文化创造的发源地之一。大学首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脊梁，由此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一所著名的大学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除了提供技术外，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这就是精神层面的。北大为什么在中国享有如此高的地位，因为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刻，在历史上面临三千年发展之巨变时，它倡导了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凡是在国家民族面临一个困难时期或巨大的转变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现在都是我国的名牌大学，这就是思想的重要性。

　　记者：您说过要培养中国的思想家，您认为中国有这样的土壤吗？

　　杨玉良：有。要想培养中国未来的伟大的思想家，像先秦诸子百家那样，在大学里应该营造怎么样的气氛，就变得十分重要。大学需要思想激荡，但整个环境比较安宁。这要靠每一个学生每一位教师来构成。大学校长具有非常重要的责任，他倡导什么，校内的评价指标是什么，很重要。如果拿钱做评价指标，那谁拿来的经费最多谁就是最大，但不是这样，应该看他的实际贡献；评价一个教师，看他是纯粹做学问而已，还是在一所学校和国家精神文化提升上起到了作用。如果有这样一个氛围，新一代的思想家自然而然会出来，这是我们目前在努力营造的。

　　建立这样的评价体系遇到了阻力。阻力来自于一种错误的思想，如果延续过长的时间，人们对它们习以为常，这将给扭转这个局面带来很大困难。对此不能操之过急，随着时间推移，哪怕变化再慢，向好的方向在变就是变。我们有责任，至少不能让它恶化下去。我是有信心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想我们坚持的是正确的，我也希望大家，包括高等教育界的其他学校都能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高等教育发展到真正的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水平。

　　（原标题：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