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usp年会上，成员们互相分享自己的经验（受访者供图）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他们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欲维权却遭遇挫折，原本以为孤立无援的他们却因为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而走到了一起，从沉默到发声。

　　羊城晚报记者 毛亚美 林洁

　　江苏女孩阿莉（化名）每次外出时，总会把一堆精神医学的资料和书籍带在身边，“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她指了指脚边那包沉重的行李。很难想象，这个爽朗的女孩曾经“被精神病”。由于服用精神药物的缘故，如今阿莉的身材还是有点臃肿。

　　一年前，她和其他十几位“被精神病”的经历者相识，并组成了“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简称CNUSP）。成员们的经历大多相似——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维权诉讼不成功。他们将自己称为精神医学的“幸存者”。

　　这一年，她忙着参加各种与精神医学有关的公益活动，还做出了一份《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今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报告在网络上正式发表。

　　“我想告诉所有的人，我们所遭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面对记者，阿莉时不时重复这句话。

　　在公益律师黄雪涛看来，阿莉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自救互助、实现自我价值的模式”。这些原本孤立无援的“幸存者”们互相分享自身的经历、帮助精神病人维权、为精神卫生法提建议，从沉默到发声，走上了一条自救互助之路。

　　体验报告

　　在写《精神医学体验报告》之前，阿莉经历了一段长达六年的“诉讼”。

　　2007年4月，当时还是江苏镇江某外企公司部门经理的阿莉，出现了一些类似中毒的症状。她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看病后，被诊断为“精神病”，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服用了大剂量的精神药品。不久后，阿莉因“得病”被公司解除了职务。但其后，另外两家医院诊断认为她只是“急性中毒”。她便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但却接连遭遇了一审和二审败诉。

　　2012年8月，在二审判决的两个月后，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当时“很纠结”的阿莉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

　　参加见面会的成员都有过和阿莉相似的经历。“当时绝大部分人还没进入司法程序，就觉得有必要做一份自救手册，介绍一些医学和法律知识，对自己维权会有好处。”由于阿莉曾经自学过精神病学教材，大家就推荐她来带头写这份自救手册。

　　然而，刚刚经历败诉的阿莉并不太情愿去做这件事情。“我花了这么多心血打官司维权都没有成效，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去救别人呢？”

　　自救手册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今年6月，即将成立一周年的CNUSP举行年会。此时，《精神卫生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一个月，此时的阿莉想起了被搁置的自救手册：“也该对这些年的学习和经历进行一个总结了。”

　　对于阿莉来说，这已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六年来她查阅了大量与精神病学有关的书籍和法律条文。“她特别关注精神药物滥用的问题，经常在QQ群里分享《为药疯狂》之类的专业书籍。”阿莉的好朋友、广东金融学院法律系教师何玲丽说。

　　经过一个月断断续续的写作和修改，自救手册最终以《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形式出现。在报告中，阿莉从《精神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精神病学》等资料中总结了精神药物的风险问题，并从《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38部国内外法律法规中摘录了相关的规定。其他幸存者的经验则被总结成了自救攻略。 编辑： 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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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信维权

　　2013年7月底，当阿莉还在为《精神医学体验报告》的撰写做准备的时候，她的“伙伴”李世杰开始为远在上海的徐为奔走呼吁。

　　两年前，李世杰在韶关的一家酒店与工作人员出现纠纷，报警后他被强行押送到了韶关退伍复退军人医院（精神病院）长达96天。出院后他分别对该精神病院和公安机关提起民事和行政诉讼。

　　李世杰第一次听到徐为的名字是在自己的案子开庭前夕。“当时有志愿者跟我说，你比较幸运还可以立案，上海有一个求助者叫徐为，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年，到现在都没办法立案。”

　　据悉，曾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的徐为在回国之后，与家人出现矛盾，自2003年被送进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来一直无法出院。今年5月，徐为委托律师杨卫华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和徐兴（徐为的哥哥）起诉至上海闵行区法院。但这份诉状被法院当场拒绝立案。

　　对于徐为的经历，李世杰感到不可思议。“很想去帮他，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发声”。

　　李世杰托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转交了徐为。7月下旬的一天，他接到了徐为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话很正常。他说他很想出去，我就安慰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帮他，不要太着急，然后就说了一下我的案子，我们相互鼓励对方不要放弃。”

　　在第二次通电话时，李世杰向徐为提出建议：首先是拍照，“很多幸存者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信息公开，但是我告诉他，要想得到法律援助和关注，就要站出来告诉大家，这就是我，我就发生了这种事”。第二是开通微博，“他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回国之后又住在精神病院，对这些东西都不了解，但他说自己愿意去学”。

　　7月30日，“上海徐为”发出了第一条微博，并配上了杨卫华律师在医院为他拍下的照片。照片中，徐为双手拿着信封和一张“请上海闵行区法院立下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标语。

　　8月2日，远在韶关的李世杰向上海寄出了第一封信，以CNUSP的名义呼吁上海法院为徐为立案，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在随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每隔两三天便到邮局去寄信。至8月21日，已经寄了六封信到上海。

　　与此同时，律师杨卫华也在上海为徐为的案子积极奔走。在他看来，李世杰和CNUSP的行动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案件。

　　最近，杨卫华为徐为和李世杰带来了一个消息：案件已经进入诉调阶段，“立案的可能性又推进了一步”。

　　集体发声

　　近年来，和阿莉和李世杰一样开始发声的“幸存者”越来越多。

　　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是公益律师黄雪涛。自2006年代理深圳邹宜均的“被精神病”诉讼案件以来，她开始接触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类似的案例。“有时一天甚至有两三个求助，有的人正在被送到往精神病院的路上，就打电话过来说快快救救我！”

　　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助，黄雪涛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群体的社会问题”，推动受害者之间互相帮助、互享资源会是一个长远的解决方法。

　　在黄雪涛看来，最终让这些“幸存者”们真正走到一起的是一部法律的出台。

　　2011年6月，经过26年酝酿的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11月，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五位“被精神病”受害人彭宝泉、徐武、陈国明、高作喜和周铭德，联合致信全国人大法工委，呼吁法学专家关注《精神卫生法》中的无行为能力认定程序与监护权问题，并建议增加保障精神残障者自主委托代理人的权利。这次行动被多家媒体报道，成为精神医学当事人参与立法的第一次发声。

　　2012年8月，第一届“非自愿收治亲历者见面会”在深圳举行。除了阿莉和其他十几个遭遇“被精神病”的经历者之外，不少律师、医生、社工等也加入了进来。

　　何玲丽是当时的参会者之一。在她的回忆中，这场会议是以灰暗开始的，“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会到底能取得什么成果，能对自己的案子有什么作用。”

　　然而，会议的进程超出了大家的预期。这些“幸存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分享感受和经验，“从不被接纳到获得共鸣。”黄雪涛说，很多人在现场流下了眼泪。会议的氛围开始热烈起来，站在一起成为大家的共识。

　　“中国精神医学使用者与幸存者网络”就这样成立了。此时，精神卫生的立法进程也开始加快。“幸存者”们开始加入了为立法建议的队伍中。

　　2012年8月30日，精神卫生法第二次审议，10位来自CNUSP的幸存者联名呼吁修改精神卫生法，防止监护权滥用；10月19日，精神卫生法第三次审议，“幸存者”陈丹向全国人大寄出自己的立法建议。

　　2013年4月25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前夕，三位“幸存者”将《精神卫生法民间评分报告》分别寄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卫生部和残联，倡导立法过程应有利益相关者多方参与。

　　在黄雪涛看来，这些声音很重要。“利益相关者需要说话，需要发表他们的切身感受，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忽略。2012年12月，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释义》一书出版。在附录中，这些“幸存者”们寄来的信和他们的意见被写进了里面。编辑： 牟青

　　（原标题："被精神病人"的救赎:维权遭遇挫折 从沉默到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