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宝林打来电话，告诉说他的岳母、我尊敬的高汾阿姨于20日下午在医院辞世，享年93岁。毫无迟疑，我告诉宝林，11月28日在八宝山举行送别仪式，我要走向她身边，致以最后的敬礼！

　　一位纯真的新闻人告别她挚爱的世界了。高汾阿姨是我父亲钱辛波的挚友，在我刚刚踏上新闻之路的30年前，父亲向我描绘，时光再向前推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山城重庆，年轻的《新民报》女记者高汾疾步奔走在波浪般起伏的重庆坡道上，“玉树临风”，“落笔如神”。

　　于是，父亲将我领到刚刚从《经济日报》离休，又要转战《新民晚报》的高汾阿姨面前，要她带我一程。由此，在两年时光里，我作为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生，在高汾阿姨麾下，作为特约记者为《新民晚报》采写京城新闻。而高汾阿姨则以六旬之龄，主持晚报在京采访和约稿编务，从容调度，不倦工作再加上热情催促，将稿件源源不断地向上海输送。

　　我从往日照片上惊艳于青年时代高汾阿姨的美丽，更从日常新闻采编事务中感受她对新闻的热爱。

　　准确地说，她的家成了《新民晚报》办事处，老伴高集叔叔的书房即被占领，来稿来信在书桌上堆得高高，电话接二连三。在初创的日子，我每次到她家中，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接听或打出电话。那段时间，她几乎天天通电话、发传真和束纫秋、冯英子、沈毓刚等几位老总联系，或是和副刊编辑严建平及文化新闻部的编辑、记者李坚、武璀、唐宁等联系。前者，是她熟悉的老朋友，后者则是年轻一辈。高汾阿姨的语言永远自谦而亲切，她的朋友也由此跨越了年龄的间隔。

　　在这段时期，高汾阿姨指挥我写稿，她自己也跑出去采写稿件。在80年代后期，她在北京采访过的文艺界人士有刘海粟、李可染、白杨、秦怡、于是之、黄永玉、萧乾、潘虹、刘晓庆、马兰、六小龄童、吴天明、张艺谋、李淑贤、陈道明、琼瑶等几十位，涵盖面非常广阔，这对出色的年轻记者也非易事。而她已由六旬之龄进入七旬！不仅如此，那时高集叔叔刚从人民日报海外版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又被返聘，依然忙碌，但不时被夫人拉住帮忙看稿。高汾阿姨写的较长稿件，总是让他看过，“终审”之后就放心发出了。

　　高汾阿姨是一个传奇新闻人。她生于1920年，18岁在广州加入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同年加入中共。后来她到重庆《新民报》当记者，和著名记者浦熙修并称为《新民报》的出色女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她转入《大公报》（今《经济日报》前身），1957年进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和我父亲是同班同学，结果一起遭受了“反右”风暴，同遭厄运。她被送往“北大荒”劳动，以她瘦弱的身材，竟然经受住了那里九死一生的磨难，终于回到北京。

　　由于这番磨砺，高汾阿姨的新闻生涯中断过很久。进入21世纪，宝林收集资料撰写高集高汾传记，经过统计发现，高汾50多年新闻生涯，写过、约写过上千篇消息、通讯、散文、随笔和评论。因为中断新闻工作20多年，前后两个阶段稿件数量大致相当，而后一半中的大半，是她重返《新民晚报》之后的成绩。

　　转瞬之间，我从事新闻工作也有30余年了，行迹遍及江南塞北，结识了无数同行，我敢肯定地说，高汾阿姨是我熟悉的最敬业、新闻经历最长的前辈之一，她为《新民晚报》约组文稿直到年届九旬的时候。

　　即便九旬高龄，她的思维始终是清晰的，而且坚持独立支撑着步行。我们有时会在大院里相遇。只要迎面见到，她总会拉住我说一会儿话。有一次她回忆说，当年奔走雾重庆的记者，在岁月里凋零，如今只有她自己了。当年青春岁月，他们投身新闻事业，追求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现在，这个追求要由年轻一代薪火相传。

　　此时北京落叶纷纷之际，一代新闻老兵凋零，我黯然神伤。不过我知道，高汾阿姨他们这代人播下的种子已经落地，在春天里是一定抽芽的。

　　2013年11月24日

　　（原标题：写在高汾阿姨远行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