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上海租界先后建有公园15座。近代上海还有一批公用私园，其产权是私人的，但对公众开放，功能近似于公园。这些公园与公用私园，是上海居民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展示上海城市异国情调的地方，相当部分还承担着城市广场功能，对上海市民带来相当复杂的影响。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等凸显西洋色彩，且长期禁止华人入内，因而成为民族歧视的标志。

　　上海一市三治，缺乏统一的城市规划。民国时期租界公园增多，华人公用私园衰落，是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增大、地价上涨的结果，也显示了上海公共休闲空间的复杂性。

　　私园衰落与租界公园的兴建，说明城市公共设施只能由政府来统筹与规划

　　近代上海租界先后建有15座公园，其中公共租界10座，法租界5座。这些公园中，历时较久、面积较广、影响较大的是外滩公园、虹口公园、顾家宅公园与兆丰公园，号称四大公园。近代上海一市三治，整个上海城市没有统一的市政建设规划，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公园都是自行规划、建设的。上海华界政府从晚清到北洋时期，都没有进行过正规的城市规划，没有设立过公园。南京政府时期，政府曾在龙华设立血华公园（后改龙华公园），在五角场北面辟设市立第一公园，但建成没几年就毁于日军炮火。1945年有学者综合评论这些公园：以设备论，则第一特区所办各园，最为完备，山水树木花朵草地亭池桥梁等，皆应有尽有，并设有新式清洁之男女厕所，任人自由使用。又有酒排商店，游客渴可小饮，饥可小食，但仅备西菜，售价较外稍昂。第二特区之顾家花园，俗称法国公园，以树木美丽见长，且位处闹市与住宅区之间，故游人之多，为全市各公园冠。市办各园，因场址较小，办理未久，故草木花卉，未臻极盛，不售门票，凡衣服整洁之人，不分国别长少，均可自由进出。

　　公园之外，近代上海还有一批公用私园，其产权为私人所有，但对公众开放，其功能近似于公园，可以视为准公园。这些公用私园主要有豫园（明代即有）、申园(1882年)、张园（1885年）、徐园（1887年）、愚园（1888年）、大花园（1889年）等，内以张园最为著名。

　　近代上海公园与公用私园的发展与演变，与上海城市范围的扩大、人口的增多、人口密度的增大有密切关系。15个公园中，只有3个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建立的，其余12个都是二十世纪建立的，其中有9个是民国年间建立的。1865年，上海华界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980人，到1930年上升到每平方公里3441人； 公共租界在1865年是每平方公里37758人，到1930年上升到每平方公里44596人。公共租界人口密度是华界十倍以上。城市人口增多、密度加大，意味着对公用休闲空间需求的加大。这是上海公园在民国时期迅速增多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人口增多、密度加大也与城市地价上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若无政府的统一调控，势必导致对公用休闲空间的挤压。这从上海公用私园的衰落可以看得很清楚。徐园原来在闸北西唐家弄，后来迁移到西面的康瑙脱路，原因就是原址地价猛涨，将原址置换出来从经济上看比较合算。出于同样原因，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先前开放的公用私园，一个个都关闭了，原址都用于开发房地产了。杨树浦大花园是二十世纪初废圮的，愚园是1916年关闭的，张园在1918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私园所有权是私人的，其土地使用总要追求利益最大化。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地价的猛涨，废园建房是必然趋势。

　　与私园衰落形成对比的，是租界公园的兴建与开放。租界大部分公园的兴建，与私园的衰落正好同步。兆丰公园建立时，上海城市人口已经超过200万，公共租界总人口已近70万，中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75000人。这说明，城市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需要休闲空间。租界当局从城市居民整体需要角度，兴建了公园；老板从私人追逐利润的角度，关闭了私园。这一建一闭，说明城市公共设施只能由政府来统筹与规划。

　　霍元甲在张园设擂台，大花园吸引人的是巨兽为主的动物园

　　世界范围内，城市公园的设立，一开始都是适应市民生活需要，是与休闲娱乐联系在一起的。上海最早的公园是1868年建立的外滩公园，其缘起就是外国侨民（主要是英国侨民）休闲娱乐的需要。公园的土地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界处，原是一块浅滩，经上海道台批准使用，资金来自上海外侨的娱乐基金会。公园里草坪开阔，绿树遮荫，假山，茅舍，鲜花，木椅，还有习习江风，这些与近在咫尺的喧闹市区适成鲜明的对比。顾家宅公园的功能与外滩公园相似，起初地处闹市边缘，法租界在1914年大扩张以后，就夹在闹市当中，因而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出去（去处）。

　　虹口公园是在靶场基础上扩展而成的，面积略小于兆丰公园，但比其他公园都大，1906年局部对外国人开放，1909年全面对外国人开放，1928年对中国人开放，是苏州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马国亮曾记述他1933年游览虹口公园的情况：游人不消说很多，红的绿的黑的白的全是人，出没在溪边、树边、椅上和草地上，其中东西洋的，白种的，黄种的，棕色种的……全有。最多的自然还是咱们的同胞和在虹口天天见到的日本人。

　　什么景色都有。两个西洋人不知是不是在辩论中日问题，大家说到面红耳热。两个印度女人和一个束了白头巾的男人调情，缠了半天还像没个结局。东洋小孩拿着太阳旗随处跑，中国孩子老是躲在妈妈或爸爸的旁边。东洋人在打球、钓鱼，中国人在吸烟、散步、谈笑、练太极拳。

　　兆丰公园离中心城区较远，占地面积近三百亩，是外滩公园的十倍，富有乡村风味和自然野趣，是一座郊野公园。

　　外滩、顾家宅、虹口与兆丰，这四个公园的功能错位互补，共同构成了上海城市公园比较完整的体系。这四大公园中，尤以外滩公园、顾家宅公园地处市中心，在居民避暑纳凉方面最为重要。

　　开放私园中，张园、大花园的休闲娱乐功能都很突出。张园地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之南，同孚路（石门一路）之西。此处原为农田，自1872年至1878年，此地为英商私人花园。以后几经易手，1882年为富商张叔和购得，命名“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1885年对外开放。这里有多种娱乐设施，包括弹子房、抛球场、脚踏车、书场、戏园、照相馆。1903年，张园被租赁给西人经营。西人于园中又添置一些新的游乐设施。1909年至1910年，著名拳师霍元甲在此设擂，先后与赵东海、张某比赛。清末十多年间，张园是上海最著名的休闲娱乐胜地。

　　大花园位于引翔港附近，即今杨树浦路、腾越路路口。1888年，富商卓乎吾以招股方式成立大花园公司，在此处兴建，占地180余亩，为沪上私人花园之巨擘。大花园以中国传统风格为主，略以西式建筑点缀其间。园内景点有假山、楼阁、水池、绿地等。其最吸引游客之亮点为动物园。所养动物，以巨兽为主，包括象、狮、虎、豹、熊，都是从欧洲马戏班购得的退役动物，还有犀牛、蟒蛇、猩猩、猴、梅花鹿、鹤、鸸鹋等。大花园于1889年9月1日正式开放，门票银洋一角，观赏动物亦为银洋一角。开业之第二年，西人范达乘汽球升空，为营业性私园首创之举。范达之子华道在汽球上升至五六十米高处翻起连串跟斗，然后再打开降落伞翩然而下，令观众惊叹莫名。后园内动物因死亡而数量减少，游人兴趣锐减。1892年大花园易主，由英商继续营业，延至20世纪初，终告废圮。

　　徐园是文人的重要活动场所，豫园则承载了道台接待外宾的功能

　　散在各处的公园、公用私园，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外滩公园是各色外侨的社交中心，王维江、吕澍辑译的 《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中写道，“夏天，这里每个星期举行好几次音乐会。音乐会上汇聚了上海的上流人物，带着中国仆人的贵妇们穿着迷人的真丝夏装，绅士们穿着雪白的亚麻套装、配着白色的外套，也有穿着晚礼服和燕尾服的。他们有的坐着热烈地交谈，有的边走边聊”。

　　徐园系寓沪浙江丝商徐鸿逵1883年所建，园址初在闸北唐家弄（今福建北路）。1909年，徐鸿逵子徐仁杰、徐文杰以周围过于嚣闹，迁筑于康瑙脱路（今康定路）5号。抗日战争期间成为难民收容所，后毁于火。

　　徐园的游客以文化人较多。徐园多次举办书画展览，规模较大的一次是在1925年3月，当时的名家顾若波、顾鹤逸、任伯年、任立凡、吴秋农、吴仲熊、陆廉夫、王一亭、冯超然等都有佳作参展。徐园还以花卉展、昆曲演出出名。1896年6月30日在此放映“西洋影戏”，徐园亦因此成中国首次放映电影的地方。

　　而地处华界的豫园在晚清时期，则承载着上海道台接待外宾的礼宾功能。1879年5月，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偕妻、子一行在上海访问一周。上海道台刘瑞芬于5月21日盛情接待，地点就在豫园萃秀堂。那天，格兰特乘坐专门为他定制的绿呢黄脚五鹤朝天之八人大轿进入豫园。宴会桌子用方桌九张拼成大席，共上了燕窝、鱼翅、甲鱼等37道菜。1881年冬，英皇孙爱尔伯、季遐起兄弟路过上海。

　　12月3日，上海道刘瑞芬上海县知县莫祥之等，也是在豫园萃秀堂设宴招待。结果，英皇孙爱尔伯、季遐起兄弟没有出席，只是派了一名英国驻沪副领事和另外二人前去应付，理由是道台品级太低，道台的邀请不合礼仪。

　　（下转A2-11版）（上接A2-10版）

　　法租界与华界，没有像跑马厅那样大的城市空间，公园就负载了广场功能

　　近代上海是在短时间里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1843年开埠时，人口二十来万，到1900年已超过一百万，1949年达到540万，是中国超大城市。由于近代上海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各自为政，城市缺少统一规划，城市中心区既没有中央广场，三个行政区域各自也没有独立的广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共租界的跑马厅充当了公共租界的中央广场，凡有重要集会，诸如庆祝租界五十年庆典、庆祝女王生日，大型集会都在跑马厅举行。法租界与华界，没有像跑马厅那样大的城市空间，公园就负载了广场功能。

　　1928年以后，虹口一带日本人众多，虹口公园也承载了日本居留民集会的广场功能。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来沪迅速增多，多居住在虹口一带，虹口公园成为日本人最爱去的公园。1928年虹口公园向华人开放后，日本居留民的大型庆典活动便开始在这里举行。1928年11月10日，日本昭和天皇在京都紫宸殿举行即位礼和大尝祭，上海日本居留民便在虹口公园举行庆祝活动。1932年4月29日，日本占领军和侨民在虹口公园集会，庆祝天皇天长节。朝鲜抗日义士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炸死占领军司令白川义则等多名高级军官，是为轰动一时的“虹口公园炸弹案”事件。

　　自顾家宅公园建立以后，法租界的重要集会，多在这里举行。每年7月14日，法租界照例都会在这里举行庆祝法国国庆的活动。

　　清末民初，华人的重要集会，大多在张园举行。张园在1892年新建一高大洋房，英文名Arcadia Hall，意为世外桃源，与“味莼园”意思相通，中文名取其谐音“安垲第”。洋房分上下两层，开会可容千人。这是当时上海最高建筑，也是最大会场。

　　1897年12月6日，中外妇女122人在安垲第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上海道台蔡钧夫人等均到会。这是带有官方性质的集会，也是张园第一次百人以上的大型集会。1901年3月15日，汪康年等二百余人在张园集会，反对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卖国条约，以保危局。1901年3月24日，吴趼人等近千人集会拒俄，黄宗仰、汪康年、薛锦琴等十余人演说。

　　此后，每遇大事，诸如学界风潮、庆祝大典等等，上海总有集会，集会多在张园。从发起人与参加人看，有学界，有商界，有政府官员，有民间人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有时还有些外国人，从思想、主张看，不分革命、改良，不问激进、保守。张园集会演说的重要特点，是公开性、开放性与参与性。租用安垲第会场，只需事先联系一下，照单付款便可，园主并不过问什么政治态度，也无需任何部门批准。许多集会演说，都在事先发布消息，欢迎各界参加。

　　一度，“公园问题是孕育华人与英国人之间相互敌意的温床。”1928年，租界公园陆续被迫对华人开放

　　上海公园是在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下、由不同机构、面向不同居民建立起来的，因此，各个公园都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首先，租界四大公园都是按照西方园林风格设计的。外滩公园的草坪、音乐亭等，都是西方园林元素。虹口公园是1902年动工建设，采用英国风景园林专家斯德克(W.Lnnes Stuckey)的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兆丰公园的设计理念，是“要让人们，特别是欧洲人进入这座公园就恍如回到了故乡。”顾家宅公园是由法国籍园艺师负责建设，按法国古典园林风格布局，以规则式与自然式相结合的布局。

　　其次，一些公园带有明显的民族认同标志。英美人在外滩公园竖立了两座纪念碑，一是马嘉理纪念碑，纪念在1875年马嘉理案中被杀的英国人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一为常胜军纪念碑，纪念在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去世的由洋人组成的常胜军将士。常胜军、马嘉理是典型的英美人的符号，将他们纪念碑竖在公园里，凸显了这座公园的英美人特色。1943年，与英美等国为敌的汪伪政府将“常胜军纪念碑”和马嘉理纪念碑拆除。

　　顾家宅公园有法兰西民族认同标志。1912年，法国人在这里竖立纪念碑，纪念上年在上海作飞行表演失事身亡的法国人环龙(Vallon)。1922年3月8日至12日，法国霞飞将军访沪。上海人举行欢迎霞飞的提灯会即在法国公园举行。旅沪法国绅商在这里宴请霞飞一行，还请霞飞在这里植了一棵“自由树”。

　　六三园与虹口公园都有日本民族的文化印记。六三园是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最大私家花园，园主白石六三郎，1898年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经营一家名为“六三庵”的面店，以后开设日本式料理六三亭。1908年，他在江湾一带买得约二万平方米的一块土地，经营数年，成为六三园，是一座典型的日式庭园。六三园是日本政要和居留民上层人物接待贵宾的重要宴会定点。宫崎滔天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接待孙中山、日本友人宴请鲁迅，白石六三郎宴请吴昌硕，都在这里。

　　再次，租界四大公园在1928年以前，均禁止华人入内，这使得这些公园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引起华人极大不满与持续抗议。争取入园权成为清末民初上海华人反对租界当局斗争的重要内容。1922年，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出“公园问题是孕育华人与英国人之间相互敌意的温床。”1928年，在华人的强大压力下，租界公园陆续被迫对华人开放。但是，曾经的伤痛仍然留在华人的历史记忆中。

　　张园在经营方面就有与租界公园一争高下的心理。1893年，张园进行大规模改造，筑高楼，添新房，面目一新，成为上海人气最旺的花园。张叔和表示，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与外滩花园比个高低：主人因西商公家花园不许华人涉足，华人争之不已，始为另筑一园于白大桥下，以专供华人之游憩，惜拓地少隘，殊不足以大畅襟怀也。于是就本园林之西南隅，启建楼宇一区，题曰海天胜处，既堪品茗，复可开樽，且割楼之西半隅为歌舞之所，日有都知录事前来奏技，清歌一出，舞袖群飞，顾而乐之，足令人留连忘返。自是游人日盛一日，车马盈门，裙屐满座，他园因之莫不减色，而主人曰未也，上年则又于园之西北隅，更规建极大洋楼一所。

　　发表在《新闻报》上的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揭示了晚清两个最著名花园即外滩公园与张园之间的联系。外滩公园建成以后，禁止华人入内。经华人绅商出面交涉、抗争，工部局不得已于1890年新建一新公园，专供中国人使用，亦称华人公园，但这一公园范围既小，设备又差，稍有体面之华人皆不厕身其中。正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张叔和抱着不做则已，做则必求最好的想法，特请在沪的英国园林设计师来设计安垲第方案，花园面积也一扩再扩，最后有六十多亩，是外滩公园的两倍多。

　　那时常去公园或公用私园休闲娱乐的人，主要是有稳定收入、也比较有闲暇的中等阶层

　　当时所谓的公园开放，并不是完全免费，而是略收门票。公共租界公园零售门票起初是每张10个铜板，季票1元。自1929年6月1日起，虹口公园、兆丰公园、外滩公园门票调至20铜板。对于租界公园门券涨价，上海市政府曾表示反对，但租界当局置之不理。1935年，鉴于公园游客人数激增，有人建议提高公园季票价格由1元提高到2元。工部局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仍维持原来的价格，并解释说，1元的季票价格足以阻止那些不受欢迎的人。

　　法租界公园票价与公共租界同步。郁慕侠记载：公共租界共有四个公园，法租界方面，只有这一个，且法国公园虽售门票，一元五张，须一次用完，隔日即作废，所以大概都是预先买好常券（常券可用一年，计洋一元），才可随时入内游玩。

　　20个铜板看上去不多，但也不是很小的数字。乞丐、流浪汉姑且不论，逃荒来沪的难民也暂且不论，那些一天挣不到一块钱的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大概不会有雅兴到公园里去休闲。

　　清末民初那些营业性的私园，也是略收门票的。徐园、愚园均是游资每人一角，茶资每碗二角；大花园是门票银洋一角，观赏动物亦为银洋一角。南市西园门票是一角二分。张园在1886年至1892年是门票一角，1893年以后虽然门票免费，但泡茶每碗二角，茶座果品每碟一角，洋酒起码二角，其他点心酒菜、代办酒席、安垲第书场听书、海天胜处听滩簧、弹子房、抛球场、照相、各类鲜花均明码标价。

　　据有关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大部分时期里，上海工人日工资约0.19－0.28元。1920年，日工资为0.25－0.30元；1926年，日工资为0.40元。工人工资大部分用于维持生命，上海纱厂工人全年工资收入的56％－66.7％用在吃饭上，而且吃的质量很差，剩下的钱用在衣、房租、灯火燃料上。工人一年只有收入的9％用于添衣，6.4％－10％用于房租。1936年，上海全市产业工人46.4万人，这些人是极少会去逛公园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那些时常去公园或公用私园休闲娱乐的人，主要是有稳定收入、也比较有闲暇的中等阶层。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标题：近代上海公园与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