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主持：习风

　　 从民俗的角度看，红包不过是一场逗孩子玩的游戏，把它变成一种交易的，是中国可以私用的公权使用传统。

　　 除了孩子，除了官员，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对孩子过年收到的红包感到喜悦。

　　 “亲戚是把锯，你有来他有去”。在普通人家，孩子收到的红包和父母给出的红包是大致相等的，红包不过是新年的热闹意思罢了。有网友晒他“发出去9000+，收回来8000+”，就是普通人家的典型账本。

　　 当然，这种相等可能是几天之内也可能是几年内的动态平衡。前者如杭州的“辣妈陈女士”，一看到孩子拿到红包，她就“把孩子拉到没人的地方数数有多少钱，然后加一点给包回去”。后者如北京的李女士，看到孩子收到一万多元红包，她就开始为明年红包的压力发愁。

　　 孩子收到红包感到喜悦，是因为孩子不用考虑偿还人情，官员看到自家的儿孙收到红包感到喜悦，一样也是因为他可以用公权而不是自己掏钱偿还。是给你使绊子，是让你进步快一点，还是让你马上发财，这都与红包的厚薄有关。

　　 红包以人情的形式出现，遮掩着市场交易的丑恶。有港媒说“给领导孩子红包是送礼新招”，实属误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一串定语的市场经济国家，红包是权力寻租这个隐形市场的直接交易，甚至连委婉都谈不上。

　　 公权的不允许交易和掌权者的寻租冲动，造就了隐形市场，而红包是最合适的交易工具

　　 公权是一种特殊资源，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公权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它在市场上会趋之若鹜。这几年查出的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其交易过程一般都是买家找上门，掌权者只需要首肯便是。

　　 但是公权是不允许寻租的，这在无论称为资本主义还是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都不例外，掌权者要进行权力寻租得在隐形市场上进行。怎么隐形？涂抹着人情胭脂的红包便大方登场，两双势利的眼睛在“意思意思”的哈哈声中神奇地变出笑意，交易就此达成。

　　 红包的隐形就在于它平时不轻易出马，只在节日和婚丧嫁娶时露头。官员们家的丧事，你有没挤出几滴眼泪没人在意，人家在意的是你悲痛的量化；官员家的喜事，你有没满脸堆笑也无关紧要，人家在意的是你喜悦的量化；至于官员们住院，你大可不必守在医院（这样碍事），只需要把自己的关切程度量化即可。

　　 正因为有这种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的“人情”往来，官员们来历不明的财产便如滚雪球般积聚起来。你数一数这几年出事的数百名县委书记，哪个来历不明的财产不是上千万？又有哪个不说这些财产是“朋友”所送？

　　 财产来历不明，灰色收入，这在中国人的家庭收入，不，是在中国掌权者的家庭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广大挣着血汗钱的家庭中，肯定有去向不明的财产，但来历不明的财产和灰色收入，是万难产生的。

　　 我们不敢说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大，权力寻租的隐形市场就有多大，我们不敢说红包就是罪恶之源腐败之根，但是在年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之巨（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得出的数据）的中国，权力寻租的隐形市场有多大，中国的红包有多大，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

　　 权力寻租市场的价格指数似乎可以编制，但官员子孙的红包却不是记者可以调查到的

　　 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了北京90名10—13岁孩子，这些孩子今年平均收到的红包为4867元，其中父母为公务员的18个孩子平均水平为5783元，高于平均水平。

　　 一见到这个调查，就有公务员开始发怒了。有一个公务员在网上系统批驳了这个调查的不是，说选择北京作为地点不具代表性，选择90个孩子范畴太小等等，末了，这位公务员说，子女的红包受各种因素影响，只调查收到多少，忽略送出去多少，这个调查有点不负责任。

　　 确实有点不负责任。如前所述，一个家庭，孩子收到的红包可能正好和父母送出去的红包相抵，可是，这位公务员恰恰忘了，如果说作为人情往来的红包不过是一个热闹游戏，那么，送给公务员儿女的红包作为交易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官员子孙们收到的红包确实是不可调查的，且不说官员二十多岁的儿女还会收到红包，就是刚出生的孙儿，一样可以收到红包，对于这样的红包，你能问出他们收到多少？更不用说，许多大红包，官员的儿孙们根本就没有打开过——毕竟，他们都知道这些红包并不是给他们而是给大人的。

　　 在这里，我们或许应该把公务员和官员分开。对于大多数没有掌握实权的公务员来说，他们儿女们的红包也不可能很大，或许，他们送出去的红包要比儿女收到的红包大得多。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听到新入公务员队伍的年轻人叫穷、基层公务员叫穷而没人反驳呢？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个事实，权力寻租市场特别是官帽的价格已越来越明朗化。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在任德州市委书记期间，“卖官”价码表中，县委书记50万元，县里重要局的局长20万元，最低价码是副镇长5万元。当然，这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价格了，现在，连县局重要局长也已经涨至50万。如果我们把甘肃和安徽落马的个别县委书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尽管区域不同经济发展不同，卖官的价格居然差不多。

　　 这样的红包我们能调查到吗？不能，只能靠纪检委和检察院才能调查得知。我们编制权力寻租市场的价格指数，凭据也只能是已落马官员的具体价格。

　　 和腐败分子较真的大势让官帽的含金量正在下降，官员子孙红包的单产和总产量也在大幅下降

　　 在中国，近70%的大学生想考公务员，这几乎创下了当今世界的纪录。仅此一点，就让举国忧心，军人刘亚洲忧心，商人黄怒波忧心，当记者的我也忧心，当然，中央也一样忧心。都想当公务员，说白了，因为公务员隐性利益巨大，再说白一点，就是各种各样的红包多且大。

　　 值得期待的是，中央“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硬举措，正在让官帽的含金量下降。过去，“餐票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现在吃喝不再是“工作需要”；过去，“一辆公车全家用”，现在家里还得自己买私车；过去，只要打个旗号就可满世界旅行，现在，这个“考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公务员红包的单产和总产量的下降改变着官帽的行情。春节期间有一个当县局局长的朋友就直言，他今年没有“投资”官帽，只送了点小红包给领导讨个不给穿小鞋的平安。有个年轻的公务员甚至开始犹豫，是否要选择创业，到市场上搏一搏。

　　 但是对于某些权力部门的一把手，他们叫穷就值得怀疑。比如最近一个镇委书记说自己每月就2500元的工资，煞是可怜，我们相信他吗，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如果他的收入真如他所言，那他一定是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如果来历不明的收入很多，那只能说他的虚伪愚蠢。

　　 公权寻租的实质就是用公权换私利，这种风气的流行，意味着整个社会道德的扭曲和堕落。从这个意义上看红包，我赞同官员子孙们收受红包等于受贿的上纲上线，也赞同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对红包进行禁止。

　　 据媒体报道，江苏一名政府官员面对红包的做法是：他让儿子收下红包，自己出钱把现金退给了送红包的人。但在我看来，实在是大可不必。有人愿意平白无故给你红包吗？没有。既然没有，告诉儿子一律不收不就得了。如果真有人偷偷把红包塞到你家门缝里却不让你知道他是谁，我劝你最好打120——不管是谁，那肯定是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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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红包是隐形市场 最合适的交易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