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的陈国凯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代价》、《好人阿通》、《大风起兮》等；中短篇小说集《我应该怎么办》、《羊城一夜》、《平凡的一天》、《奇才》、《摩登阿Q》、《文坛志异》、《荒诞的梦》、《相见时难》等；另有《陈国凯文集》（共10册）。

　　“为人呆板，老气横秋，虽中年而似老年，但性喜幽默，不爱看道德家的庄严面孔，又喜欢跟文坛上的正人君子开开玩笑。不喜欢作哲人状发高深议论或时髦大话，喜欢跟真诚朴实的有识之士和工人兄弟作坦荡之谈。生活和创作的座右铭是——不媚俗，不欺世。”——陈国凯《自画像》

　　“我从花地来”

　　16日凌晨，广东著名作家陈国凯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76岁。台湾作家周梦蝶、香港作家罗孚、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进入5月以来，一位位作家离我们而去，上帝似乎突然开始“偏爱”起天堂里的文学馆。

　　陈国凯是广东五华人，1938年出生于农村，在广州氮肥厂当过工人。1958年，他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发表文学处女作《五叔和五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这50余年，他创作出版长、中、短篇小说二十几部，四百多万字。陈国凯的作品思想性强，脍炙人口，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他曾担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8年，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广东省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陈国凯生前与《羊城晚报》有着深厚的文学情缘。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复刊，当天报纸《花地》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陈国凯的散文《我从花地来》。他多次赞赏花地编辑这种关心无名小辈，不以名取文的优良作风。

　　陈国凯同志遗体告别会，定于5月24日（星期六）下午3时在广州市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高中生从羊晚《花地》出道

　　陈国凯的文学创作之路，与《羊城晚报》花地副刊有着深厚的渊源。

　　1958年，陈国凯还是一名高中学生，爱好文学创作的他试着给花地副刊投稿，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处女座短篇小说《五叔和五婶》就这样被编辑看中刊登了。1962年，花地副刊又发表了陈国凯的短篇小说《部长下棋》，当时的编辑还将他介绍给有名望的老作家、评论家肖殷。肖殷认识他之后，不仅仔细阅读他的每篇稿子，还在上边写出修改意见，甚至会把不要的部分划出来，指出删去的原因。陈国凯说，是肖殷扶着他走上文学之路；也可以说，是花地让他踏上了文学征程。

　　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复刊，当天报纸的花地副刊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他的散文《我从花地来》，短短五个字的标题，却是渊长的一段历史。也是从1980年代开始，陈国凯这个名字开始被大江南北千千万万的人们熟悉和传诵，他在伤痕文学上的造诣，至今被人们所称道。

　　在《羊城晚报》创刊50周年之际，陈国凯回忆起自己的文学“出道”，仍然非常激动。“看到我写的稿子在《羊城晚报》花地登出后，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那时一个中学生和编辑同志一个也不认识，稿子从前门进去，也是从前门印出来。近年，目睹了一些文坛的怪现象，我特别怀念、特别赞赏《花地》编辑这种关心无名小辈，从不以名取文的优良作风。没有这种作风，是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文艺新军的。”他跟采访他的羊城晚报记者左多夫说，“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学婴儿’能在《花地》这个摇篮里成长”。

　　左多夫和陈国凯亦兄亦友，在担任花地副刊编辑期间，左多夫常常跟陈国凯约稿。“他是非常支持晚报的，我们催他的稿，他就写，再催，他就再写。他经常说，自己是从花地走出来的作家”。 编辑： 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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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画像：愿作一颗垫路石

　　1990年2月，广东省作家协会的重担落在了陈国凯身上。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如何让广东文学创作保持活力，是陈国凯经常思考的问题。

　　当时担任《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编辑的左多夫回忆道，有回他收到陈国凯一篇稿件，大致内容是说，当时的新任广州市长黎子流，夜访陈国凯，不巧遇上停电，黎市长气喘吁吁爬上十楼……“当时他对这篇稿子非常重视，叮嘱我要多多关照，尽快见报。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陈国凯去找过黎子流，请他批了一块地，也就是现在天河北那座23层楼的广东文学艺术中心和15层高的作协宿舍楼。”左多夫说，“他确实努力为广东文坛做了很多实事”。

　　从1990年到2008年，陈国凯担任广东省作协主席整整十八个春秋，“他对广东文学走向全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任广东省作协主席蒋述卓对羊城晚报记者说，“他对广东文学操心出力，进行了很多规划，也办了很多实事。虽然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和文学界的接触少了，但是他对广东文坛的影响依然存在。”

　　接替陈国凯的下一位广东省作协主席是廖红球，“在和他的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他为人和蔼，对中青年作家十分爱护，对年老作家又十分敬重，不管你来自五湖四海，唯才就用。可以说，国凯先生对广东文学的建设是不遗余力的”，廖红球对记者说。

　　“自度平生，才具平庸，难成大器，唯寄热望于新进的广东中青年作家们。愿作一颗垫路石子，为广东中青年作家垫步搭桥。”在文章《自画像》中，陈国凯如是说。或许，正是他的这种谦逊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广东作家。

　　蒋子龙：老兄如一坛好酒

　　在诸多广东作家眼中，陈国凯是广东文学的标杆人物，犹如一面旗帜，人们广泛称道他在伤痕文学和纪实文学上的造诣。《我应该怎么办》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代价》1980年获广东省首届鲁迅文学奖；《好人阿通》1982年获广东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尽管获得了大大小小诸多文学奖项，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陈国凯却毫无架子，为人谦和，他的名片上没有任何头衔，只有单位、姓名、电话。

　　陈国凯重感情，广交友，无论是以前在广氮厂的工友，还是文学创作界的朋友，包括官场里的风云人物，都喜爱上他家去喝茶、抽烟。黄楚熊说：“陈国凯有点怪，他出生农村，进过工厂，农民不像农民，工人不像工人。当了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依然积习不改。”虽然顶着作协主席的头衔，他仍然讨厌开会，讨厌听报告，讨厌繁文缛节，讨厌一切程式化和虚情假意。

　　陈国凯自诩为“最轻量级运动员”和“无齿之徒”，他体重不过百、仙风道骨；他高度近视，三尺之外，看不清对方是谁人；他为人淡泊、深居简出，“大隐隐于市”。

　　“广东作家中，陈国凯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位，他是伤痕文学最早的报春鸟，但却不仅限于伤痕文学。其后他写的纪实性文章、文坛志异，都非常精彩。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他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国文和陈国凯认识多年，他眼中的陈国凯善解人意、为人着想。“他很能团结人，不管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他都能把大家聚拢在一起。”

　　作家蒋子龙和陈国凯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相互来往十分密切，蒋子龙亲切地称陈国凯为师兄。“国凯小个子，很瘦弱，但为人格局却十分大气，至柔胜至强。我们认识几十年，我从来没见他红过脸，从来不和人吵架，和我的性格刚好相反，大家提起他，都是非常敬佩的。”蒋子龙说，“国凯老兄如一坛好酒。他是位隐者——文坛风光、热闹的地方绝对找不到他，他似乎立身于文坛之外。”

　　他是骨灰级音乐发烧友

　　“国凯老兄的做人、做文，可以说是两段人生。”得知陈国凯去世后，蒋子龙一直陷于哀痛当中，他正在写一篇怀念师兄的文章。

　　十几年前，有一回陈国凯到天津的蒋子龙家作客，睡在他家书房里。第二天早饭时，陈国凯给蒋子龙一一点评书架上的书，“哪本好，哪本没意思，他一本本跟我讲，还问我读没读，问我的评价。我就纳闷，你昨晚没睡觉吗？他说睡了。”我就非常惊讶，“整夜不睡觉也不可能把我的书翻个遍呐！他居然把我书架上最有价值的书都挑出来了，真的让我非常佩服。”

　　读书写作之外，陈国凯把音乐视为第二生命，他的家中常有音乐萦绕，古典的，现代的，全都听。就算在病房里，他的床头柜前也还摆着一台音响。“中国作家里，估计没人的音响能够比他的更高档”，谈到这里，不少作家都发出了类似的感慨。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名骨灰级的音乐发烧友，每个月的工资都被花得精光，全都耗在了音响器材上。

　　“国凯生病中风之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把家中的书架全清空了，换成了唱片，人也不爱说话了，默不出声。”蒋子龙回忆说，“他生病以来这些年，一开始我非常着急，后来慢慢平静了。虽然他不说话，但听音乐、写毛笔字、看新闻报纸。”蒋子龙说，他生病后，仍然关心世界、关心文坛，但他不再出声，“他一言不发，但洞若观火”。编辑： 健龙

　　（原标题：广东著名作家陈国凯16日去世 从羊晚《花地》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