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周海婴，摄于1930年。胡适全家，胡适(右一)、江冬秀、长子胡祖望(左一)、次子胡思杜。钱基博与钱钟书。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左），摄于1936年。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长女梁思顺，摄于东京。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女儿杨朝婴、儿子杨子耘在上海日月楼观看外公画画，摄于1963年。

　　明天是2014年父亲节。这一节日的确立，以表达对父亲的敬重，希望在父亲和子女之间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并且使父亲铭记自己应尽的全部责任”。红色或白色玫瑰是公认的父亲节的节日之花，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们表示爱戴，佩戴白玫瑰对逝去的父亲们表示悼念。

　　不过，节日本身，只是某种仪式，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在节日之外，“怎样做父亲”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值得每一个人去体悟。“……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呼喊“救救孩子”的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如是写道。

　　除了鲁迅，还有钱基博、梁启超、梁漱溟、胡适、丰子恺等一众学者、作家、画家，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使得“父亲”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新京报记者 吴亚顺

　　鲁迅 用报纸打屁股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称其为“小红象”，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小白象”，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所以叫“小红象”。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次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其中第五条写道：“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成为无线电专家，一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钱基博 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

　　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钟书玩得开心。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家世》一书中，学者余世存写道。

　　梁启超 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梁漱溟 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在《教育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再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适 平时不亲热，只知责怪

　　1908年9月，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他发表了《论家庭教育》一文，在文中，强调“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丰子恺 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接受采访时，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 场外花絮

　　1、“严父”贾政

　　《红楼梦》中，贾政是贾宝玉的父亲，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人端正甚而近乎迂腐。对于宝玉的叛逆，贾政大为光火，不时打骂，甚至往死里痛打。宝玉写的诗词被斥为“浓诗艳词”，他不爱读书，贾政挖苦道：“你要再提‘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作家王蒙认为，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2、“忙人”金庸

　　作家金庸共有四个子女，长子19岁为情自缢身亡，他曾回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忙”是金庸给次子查传倜小时候的最深印象，“他是报馆老板，又要写武侠小说，不太有时间跟我们交流太多，说话多的场合就是吃饭的时间。”

　　3、“长离别”钱穆

　　学者钱穆离开大陆时，次子钱行才16岁，与父亲共同生活仅七年，在他眼中，父亲不苟言笑，“在我们心中始终是严厉的”。钱行一直记得这一幕：父亲课后在书房写作，走过时，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时代流转，再见已是三十年后，离散父子在香港相聚，对于子女曾遭遇的困苦，钱穆坦承“没有尽到责任”，他唏嘘道：“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原标题：六种父爱：名人怎样做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