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接下来我们唱黄色歌曲

　　五条人乐队成员仁科（左）、阿茂。摄影_孙海

　　《像将军那样喝酒》MV剧照 。摄影_游粤飞

　　 文_谢秋如 洪玮

　　“大家清明节快乐啊，还是别说太多了，我们唱歌吧。”

　　“接下来我们来唱黄色歌曲。”

　　开场生猛，观众开始大笑起来。4月4日晚上，广州的TU凸空间，五条人主唱仁科和阿茂拿了两瓶啤酒上台。

　　他们口中所说的“黄色歌曲”就是《酒鬼猪哥伯》，用家乡海丰话悠悠唱着个小片段：学校门口的阿伯是酒鬼，然后调戏了一个小妹妹。“猪哥”就是海丰话里“色鬼”。

　　海丰在广东潮汕地区，传说中民风强悍，但也和中国各地小县城没有不同：混乱中有秩序，强悍中有淳朴和温柔，还有说不完的传说和小人物故事。其中的某些共鸣，能让乐迷从北京飞来。

　　虽然这场演出阿茂的嗓音有点沙哑，仁科的手风琴出现了一些故障，但两人灌了大口的啤酒，手风琴不行便换电吉他，依旧随着音乐节奏甩头摇摆，尽情弹唱。

　　那阵仗就像乐评人邱大立记忆中五条人的登台处女秀。那是在2006年10月广州芳村“民谣之灯”的音乐会上，“他们当时喝了酒，拿着酒瓶上台唱歌，丝毫不怯场，好像要把这场子给搞炸了那样”，邱大立形容为“如猛虎下山，真实又有些狂妄的姿态”，这让他即刻相信五条人很快就会成名，“有些音乐人是属于录音棚型的，而他们是介于舞台型和现场型之间，极具有感染力。”

　　这种生猛像是野草的气质可以从“五条人”这个乐队名字开始解释起，他们会告诉你一个很随性的解释：当时他们刚刚看了一部电影，杜可风导演的《三条人》。他们希望人丁兴旺，可到头来核心就是主唱仁科和阿茂，没关系，谁在谁就是第“n”条人，比如鼓手的加入会让五条人又像是“三条人”。

　　最后一首唱完，全场听众大声欢呼“Encore ！Encore......”五条人又返场唱了两首，用他们的“国语金曲”《问题出现再告诉大家》作为结束，他们邀请了台下很多听众上台一起欢唱：“去到哪里都一样，只是要看心情怎么样。”

　　从《县城记》到《一些风景》，再到今年的专辑《广东姑娘》，五条人一直从海丰的故事唱到“广东姑娘”的情歌，有人说他们变了，不再唱海丰话为主，居然还唱起了情歌。其实他们也没变，凡事直接、简单、乐呵，说起爱情便是 “我们的爱情甜得似蜜”，他们的作品依旧充满着小人物的嬉笑怒骂、柴米油盐的生活写真，就和包括他们在内的多数县城青年一样，站在光怪陆离的城市和变了样的县城交界。

　　他们的音乐中有香水味，汗臭味，和潮湿味儿

　　乐迷们喜欢这样连贯地解释着五条人的三张专辑：《县城记》写的是他们在县城的故事，《一些风景》则是离开县城到大城市，即城乡结合部的故事，而今年的《广东姑娘》则放眼到了广州，东莞这些珠三角的大城市，但依旧是小人物的故事和情怀。

　　《广东姑娘》新专辑与之前的两张专辑有所不同，其中一半以上的作品用国语来唱，电吉他音色和新鼓手邓博宇的加入让编曲上更加细腻动听，“但我们写词的创作方式没变，还是有社会现象的一些描述，只是在音乐性上我们会追求多一点。”

　　比如一首《走鬼》，那是阿茂亲眼看到的场景：“一天，购书中心门口来了个走鬼，称三年前被天河‘陈光’打断了三根手指筋，他是个画画的，手筋断了你让他怎么画啊……”五条人曾经长期贩卖打口碟，就是“走鬼”——粤语中的流动小贩。

　　也有一首带着荒谬感的《请到老祖公》，敬拜用的除了传统的香烛、五牲，还有iPad、信用卡，可这就是县城和农村里的现实。他们把《请到老祖公》放在专辑最后一首，最后一个部分没有人声，只是各种乐器交织演奏了八分钟，就像“去面对外面世界各种杂乱的东西”。

　　长期用方言唱民谣，不免会让人联想到台湾的交工乐队，一个很有社会政治关怀，以客家语唱民谣的乐队，加上五条人在歌曲《海风》里提到乌坎，媒体也不吝用“社会关怀”“乡土情结”来形容他们，仁科却说这些是太宏大的词。

　　“就是记录出来。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后面这一句其实出现在2009年《县城记》的那首《踏架脚车牵条猪》里，歌词里描述的县城吵吵闹闹，公车载的是空气，公园只建一个门。

　　为了拍摄新专辑中《像将军那样喝酒》的MV，他们带着好友顶楼马戏团乐队的梅二回了海丰，县城四处盖楼，阿茂开始对许多路名犯迷糊，现在的公车上人也多了起来，不过有一点倒没变——凌晨，梅二感受到五条人歌词里摩托汽车满街，“路口那个聋耳也被震啊惊”的海丰县城。

　　这首歌是五条人从其他音乐人那里听来的古代关于喝酒的故事：一个将军喝酒能喝出各种名堂，他把酒拎到树上喝，管它叫巢饮；躲在谷堆里探头喝，管它叫鳖饮；戴着枷锁游街喝，管它叫囚饮。最后两句添得有趣好玩：上班的时候喝，我管它叫上瘾；行房的时候喝，我管它叫过瘾。

　　他们向当地剧团借了将军的戏服，粘了胡子，还在海丰的音乐会上取景，一个将军从古代穿越到了音乐会现场，拿着酒瓶晃悠到舞台。到最后一群人喝着酒走在大街上边走边吼歌中的那一句：“我要像将军那样喝酒！”加上阿茂在音乐中吹起的口哨，颇有县城青年游手好闲又洒脱的感觉。

　　不过这张专辑主打情歌，“比较甜，像当地的甜豆浆或者狗毛糕，甜甜腻腻的。你能在他们的音乐中闻到香水味，汗臭味，还有春天刚下过雨，木棉花散落在地上的那种潮湿味儿。他们这张唱片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情歌表达的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爱情’，唤醒的是一种集体记忆，一种关于旧时代南方歌厅，南方舞厅的历史记忆，‘广东姑娘’是一个大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符号。”身为摩登天空艺术总监的张晓舟如此评价这张专辑。今年年初五条人与摩登天空签约，在摩登天空的子厂牌badhead推出了这张新专辑，而badhead在十多年前出的一些唱片曾经启蒙过五条人。

　　“你说/难得今天/阳光很美/不如我们来跳个舞/可/我舞步凌乱/让人沮丧/总是踩到你的拖鞋上......”《广东姑娘》里讲的并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一些貌似很浅白的“我爱你”的抒情里，是平常琐碎生活的幸福，朴实的生活写真，配上手风琴和吉他的和弦，像是从七八十年代走来的南方舞厅里的舞步。

　　五条人说这种想法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东西很好玩，我们想做一张自己认为的情歌，不是单纯指‘爱情’，《广东姑娘》里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情感。”怀旧是一种，对小人物的注视是一种，自在也是一种。

　　他们本来打算在全国征集50张妈妈那个年代的老照片作为专辑封面，但因为成本有限和操作问题就只好作罢。后来选用了三个人坐着玩乐器的黑白照片，专辑封套的边角处有意用红白相间的纸条模拟出发廊门口滚动的红白条，而发廊正是打工妹的去处之一，封底就用了一双随意的人字拖鞋搭配上吉他和手风琴。

　　生活得像海里的鱼

　　每年过年时节“回到海丰”的音乐会上，他们更是回到地头的生猛动物。今年舞台中间挂了一幅巨大的“月夜雄风”的国画老虎布幕，是他们向当地白字戏剧团借来的道具，他们就站在老虎两旁弹唱。

　　“现场的朋友们，我要说明一下，我们今年采取这个站着听的方式，不是我们缺椅子，那个是为了跟世界接轨，因为现在世界各地听民谣、摇滚都是这样站着听。”阿茂开场时用海丰话对大家这样说道。

　　从2009年开始发行的《县城记》专辑，红色的歌词本设计成老式户口本的样子，拿下了“华语传媒音乐大奖、最佳民谣艺人”等7个音乐奖项。他们开创了以汕尾海陆丰方言来唱民谣的形式，虽然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件多酷的事：“用海丰话来创作是因为她很有个性，很酷。小时候把港台流行歌用海丰鸟语恶搞一番也是乐趣之一，海丰话把拖鞋叫‘鞋拖’、台风叫‘风台’、自行车叫‘脚车’。”他们喜欢把自己比作一只善于用海风话创作，同时他也喜欢凉拌咸水普通话以及清蒸鸟语英文歌的杂食动物。

　　张晓舟还记得2000年初在广州酒吧摇滚现场四处探头探脑的阿茂，当时的阿茂正赶上广州打口碟市场的兴盛期，在石牌桥的天桥两边卖打口碟。还在家乡时，哥哥大茂在华师读书，回来时经常会带一些国外流回的打口唱片，这让阿茂从那时就开始接触到国外的欧美流行、朋克摇滚等等，高一时学了吉他，“就是特别喜欢音乐”，于是高中一毕业就加入了打口碟走鬼大军。

　　当时的仁科还在家乡的工艺美院读书，通过同学古巴的介绍，也开始接触打口碟，听的音乐从之前港台流行乐过渡到了国外的摇滚和乡村音乐，那时冒头的王磊、小河、万晓利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听了他们之后，你就知道什么都不管了，拿着吉他该干吗就干吗，很自由地去创作了。”

　　2004年初，在朋友“区区500元先生”的介绍下，18岁的仁科从海丰来广州找阿茂，过起了打短工的日子：卖盗版书，在各大学校园里贴商业海报，在琴行里卖钢琴，当过吉他老师，在“水边吧”做过一些带即兴性的演出等等，后来跟着阿茂在大学城南亭村租了一间小洋楼一起卖打口碟，也慢慢地开始了音乐创作，策划了一些小型的音乐演出。

　　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着小人物喜怒哀乐生活百态，或是来源于大排档里添油加醋的笑料，在巷头巷尾交头接耳的段子，或是来源于真实故事。发了疯满村找女人的阿炳耀、床下压着摇滚杂志但是每天在工厂里打工的文艺青年、大排档里看多了黑帮片，做春梦瞎聊传说中阿龙阿凤的爱情故事的小青年们.......

　　“生活人和事你脱不了干系，我们自己就是小人物。”说完两人对视，会心一笑。

　　他们还记得在做走鬼的那段日子里，怎么阴差阳错收到了别人的假币，怎么熟练又有些狼狈地在城管的眼皮底下卷起东西快跑，但是喜欢无拘无束，喜欢那一叠叠物美价廉的打口唱片，更喜欢乐迷们在他们的小仓库浪里淘金般找到这些唱片时的欣喜神情。“某些时候你还会觉得好玩，想想都好笑。”

　　虽说两人没有受过专业院校的乐理知识的训练，就靠着打口碟的养分和自己的热爱自学。仁科初中开始学吉他，后来又自学手风琴，电吉他等，“学乐器时整个状态投入进去，死活都要把逻辑给找出来。”

　　阿茂在刚开始演出时，吉他弦都不大会调，一曲唱罢，他跟台下的听众一连说了三次对不起，：“我不能接受，我必须再唱一次。”这让当时在场第一次听他们演唱的张晓舟印象非常深刻，“他很认真，这是一个音乐人最起码的态度，自己不能接受，他要演到自己满意为止。”

　　顶楼的马戏团乐队的梅二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一个音乐节上。当时下起暴雨，梅二远远地看见台上两个人在雨中Pogo（随着音乐蹦跳），溅起了一脚的泥，这种猛劲儿震慑到了他，后来他们一起吃饭，互相打了招呼后热烈拥抱起来，“原来五条人他们还挺温和的。”

　　“你要用电影用戏剧的角度来看这个乐队，他在其中扮演一幕又一幕的戏，这就是艺术家。因为艺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从生活到艺术，他们的作品是充满生活质感的。”张晓舟说。

　　“我更认为他们是音乐发明家，发明了以前民谣人所没有的东西。民谣应该具有一种自由变革的未知性。这就是南中国的野生之气，带着冲撞一切的决心，哪怕前方躺着一具庞然大物。”邱大立觉得他们的民谣是“朋克民谣”，有一股野蛮的生命力，像是坚韧的野草。

　　在五条人的新浪微博里有这么一句话：“老尾：无论生活多苦都要嗑瓜子。阿茂：哪怕工作再忙也要抽根烟。仁科：就算事实搞砸也要喝杯茶。”不管生活好坏，他们反正可以温和又潇洒地对待，正如新专辑歌词里的那句：“生活不是只有挣钱，生活要像海里的鱼。”

　　（感谢广州方所对本文的协助）

　　（原标题：五条人：接下来我们唱黄色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