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特朗普将推行什么样的经济和贸易政策？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已正式宣誓就职。他上台第一天起，就将把首要的精力放在推动美国经济以更明显幅度复苏和重新振兴上，以此为主要平台向支持他的选民兑现他的“美国优先”和“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核心价值。
2016年11月22日，胜选13天的特朗普发布视频，正式公布了他的“百日新政”计划，突出强调了涉及贸易、能源、基建、外劳和华盛顿政治生态的五大重点领域内容，最优先的两项是宣布退出TPP，代之以“更加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取消奥巴马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特别是对开发使用页岩气、清洁煤的种种限制。
特朗普及其团队在竞选和候任期间多次表明，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持续的经济增长，确保美国可以达到3-4%的GDP增长水平。在候任期里，特朗普及其侧近重点为执政后在经济领域的施政做准备，明确显示出推行税收制度改革、放松金融监管、扶助本土制造业、减少外贸逆差、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导向。
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即将出任财长的史蒂芬•努钦（Steven Mnuchin）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实施里根政府以来最大规模的税改，将企业税率由30%降至15%，以创造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但不会对富裕阶层绝对减税。努钦并表示，未来几年美国将把利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目前利率已略微上调，这是合理的。努钦还透露，特朗普团队考虑设立一家“基础设施银行”，为美国的基建项目筹融资。
特朗普重申谋求废除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全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利用民主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通过一个全面、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一般认为，特朗普的“去监管化”金融改革将对“多弗法案”的核心内容“沃克尔规则”做出调整，有关规则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自营交易，反对商业银行持有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严限金融机构规模，也即禁止银行利用自有资金从事交易活动，限制衍生品交易。努钦解释说，该法案太过复杂，抑制了借贷活动，特朗普政府将设法解除其中阻止银行借贷的部分。特朗普的监管改革特别顾问、艾康企业创始人和主要股东卡尔•伊钦则表示，“沃克尔规则”有可取之处，并不全盘反对监管。
特朗普本人提前启动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工作，把施压重点放在精心挑选出来的分别代表汽车、家电、通讯行业的福特、开利、苹果公司上，并得到福特与开利的具体让步。福特确认取消把小型林肯休旅车组装厂迁移至墨西哥的计划，将该厂留在肯塔基州。菲亚特克莱斯勒披露今后三年拟斥资10亿美元改建密歇根州沃伦市的一家工厂用于生产两种新款JEEP SUV，改建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一家工厂用于生产JEEP皮卡，总共创造2000个新增就业岗位。开利放弃工厂移至墨西哥的计划，把800个工人岗位和300个总部研发岗位留在美国，开利将为此获得7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承诺。苹果公司主要海外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则已着手研究在美国生产的可行性。2016年底，富士康自动化科技研究委员会负责人透露，该公司正采用多达40000部工业机器人，今后每年增加10000部，计划分三阶段取代生产线上所有员工。富士康已在弗吉尼亚、印第安纳州设有制造工厂。
服务于经济政策运转的白宫机构设置调整方案也已明朗。在现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国内政策会议（DPC）之外新设国家贸易委员会（NTC），以及国际谈判特别代表新职位，与原有的商务部下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制定、实施美国的贸易政策，以强化总统对制造业振兴和减少外贸逆差的直接领导。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原集中在贸易代表手中的权力将被稀释。
谈到特朗普经济政策的酝酿，不能忽略其能源政策构想所展现的思路，因为这与未来美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有着密切关联。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不断宣称要取消奥巴马政府针对美国能源生产特别是页岩气和清洁煤在开采、使用方面的限制，废除对水力压裂技术和甲烷排放的限制性规定，开放外大陆架油气开发，并取消《巴黎协定》，停止向联合国气候变化部门捐款，以“拯救煤炭工业及其他被极端主张所威胁的工业”。
特朗普及其团队的能源观是亲化石能源产业的，把“可承受性”（Affordability）放在国家能源安全的核心位置，突出强调油价对能源供应稳定和经济良性运行的重要意义，是一种经济利益至上的能源观。这种观念并不反对研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但更顾及共和党背后庞大的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在这样的能源观念引导下，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道德标杆将会下降，重心从寄希望于技术突破转向强调多元化能源供给，对天然气产业将是有利的。
特朗普政府决意重启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石输油管线项目（Keystone XL），“百分之百批准它”。Keystone XL项目二期工程完工后，可望向美国中西部炼油设施日输送59万桶原油，三期完工后每天向得州的炼油厂提供70万桶原油，将极大促进加油输美，进一步减少美国对中东原油的依赖。
特朗普能源政策的“松绑”式调整与金融“去监管化”相配套，将激发美国传统石化行业的新一轮高速增长，其背后的真正逻辑是，重新确认化石燃料在美国能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美国国内制造业的重新振兴提供低廉的能源价格保障，另一方面把美国生产的化石能源以不那么低的价格卖到海外，同时趁油价处于低位时积累更多石油储备。可以预料特朗普时期，美国可能会通过多双边手段积极寻求与其世界主要油气生产国地位相匹配的定价权，推动油价从低位缓慢上涨。但比能源政策调整更为重要的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和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方略要求能源价格不能太高，且目前国际能源市场仍总体上供过于求，加上世界经济低迷，油价不大可能出现大幅上扬。
对于特朗普的意外当选，美国股市和美元指数一度陷入恐慌式跌落，但数个小时后便发生V型反转进入暴涨轨道，债券市场则因收益率猛增而遭遇大量抛售。这表明，美国市场对特朗普的减税、基建和放松监管政策抱有期待，对相关政策将推高经济增长连带通胀上扬也有预期，市场避险情绪下降。
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从0.25%-0.5%调升至0.5%-0.75%，这是美国一年来首次加息、十年来第二次加息。美联储预计2017年加息三次，比9月会议预计的两次多一次。促使美联储最终做出加息决定的主张是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劳动力市场改善消除了最后一道障碍，但也是向特朗普即将实施的引导美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政策的靠拢，这种政策推高了美联储对通胀的预期。
可以看出，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将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通过“亲增长的”税改（降低公司税率）、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加息、放松金融监管和吸引制造业回流来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这或许能在特朗普就职后的一年内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并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加速贬值和资本进一步外流。但另一方面，为抑制泡沫，特朗普又将终结已持续八年的货币宽松周期，这将增加美国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复杂性。
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是自相矛盾、难以持续的含混组合，有关措施的综合使用势必加剧财政赤字和通胀风险（美国国债水平至2016年12月已达19万亿美元，债务与GDP之比为107.6%。有预测指，美国国债将在特朗普第一个四年任期之初就突破20万亿美元，到2020年底将达30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曾撰文指出，到2020财年，联邦政府要为偿还国债利息筹集81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政府预算的1/10），提高借贷成本，并导致美元币值冲高回落，而这些现象最终将导致失衡，威胁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经济增长推高到4%左右的目标。在此情况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可能在第一任期后半段开始向中性回调。
从更广义范畴看，特朗普即将制定的经济政策其实是在变相吃奥巴马刺激经济复苏业绩的“老本”。特朗普从奥巴马政府手中继承的“经济遗产”其实比较虚弱。美国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已连续九年增长，但增幅始终缓慢，2008至2015年GDP平均增长率2.1%，低于2000-2007年间2.65%和1981-1999年间的2.26%，同时接近充分就业，按照经济周期律在今后两三年内重陷衰退的压力正在增大。面对这样的情况，按传统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那样实施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都难立竿见影，特朗普恐怕更没有多大空间创造重振美国经济的“奇迹”。
贸易政策是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特朗普政府就更是如此。随着特朗普时代的揭幕，贸易领域的变化将会最早、最直接地被世界感知。如果特朗普不能在上任后的百日内尽快取得可见的成果，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他向选民做出的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将美国经济增长推高到3%以上的承诺将大打折扣，其政治基础将在执政的最初阶段就发生松动。
特朗普把“美国贸易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操纵”等不公平的“重商主义”手段，将中国锁定为头号竞争者和挑战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墨西哥等国摆出对抗姿态。然而，尽管美国总统享有比较大的贸易决策权，但从法律意义上讲并不具备对外发动全面、系统性贸易战的充分授权，因此总体预计，特朗普将执行强硬的对外贸易路线，大的贸易战未必有，局部的贸易摩擦不会少。最有可能的是，特朗普政府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不惜冒遭受外国贸易报复的风险，选择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重化工业领域和知识产权分歧对外密集发起单边单项调查或多边诉讼，单方面采取征收惩罚性关税之类的措施，把对象国逼到谈判桌前，重构贸易条件。
特朗普任命纳瓦罗为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罗斯、里基茨任商务部部长、副部长，莱特希泽为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里根时期作为贸易副代表曾深度参与处理美日贸易摩擦）。这几个人都支持对外增加贸易限制，也都严厉批评中国，他们的被启用释放出特朗普政府准备重塑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意向。然而特朗普的更广义的经济团队成员---包括金融监管改革顾问伊坎、国务卿蒂勒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们将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推行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构成牵制和平衡。
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梳理对外贸易关系的重点不会放在商谈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上，而是将重审过去几年已签署的协定，重点重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审”并不等于立即废除、彻底终结，而可能是退回双边渠道重谈，对奥巴马政府已谈成的实质内容进行修订、增补，在此基础上换个名头重新缔结，改头换面为特朗普政府自己的成果。当然，即便这确是特朗普政府的真实想法，也需得到已做出重大让步签署TPP的其它国家认可，需要面对将高得出乎特朗普预料的行政成本和声誉代价。TPP是奥巴马政府历时6年谈成的，其他11个成员全力支持、寄予厚望，特朗普政府如全盘放弃，将损害美国在盟友伙伴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这与特朗普团队声言的“重新以负责任的方式担负起对盟友伙伴的承诺”相背离。
特朗普政府不会真的退出被他在竞选期间称作“有史以来最糟糕协议”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那是美国对外贸易圈层的内核部分，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是单个国家意义上的美国第三、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美国商务部2015年数据）。扬言退出很可能只是重新要价之前摆出的威胁性姿态。特朗普可能指示下属争取谈判NAFTA的“升级版”，着眼通过关税以外的手段，比如增加环境、劳工、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条款，以提高墨、加两国特别是墨西哥的制造业成本，挤压对方对美国的贸易优势，但加、墨两国也将因此获得谈判解决其在木材、糖、土豆等产品对美出口和公共采购等NAFTA生效22年来遗留关切的机会。
特朗普重整美国对外贸易的设想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主要是出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对赤字的负累和整个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现实威胁。然而，美国对外贸易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遭遇了不公平竞争、失掉了整体利益，而是在全球产业链的作用下产生的贸易利益分配不均。美国从对外贸易中赚得的好处更多地集中到从事贸易活动的公司企业手中，而不是更多地惠及普通民众。这种现象成为助推特朗普当选的关键因素，然而当特朗普转入执政轨道，用不了多久就会转化为特朗普自身面临的压力，他的“贸易重整”或许可因一些制造业项目的留下或回归以及在某些涉外贸易争端当中的逞强表现收取一时之效，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终将归于平庸。
特朗普的贸易逞强路线激起了外界对“逆全球化”的深切担忧。当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享受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和群体工业化不断升级带来的繁荣和希望之际，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引领者的退却将严重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然而正如退出一种国际秩序比加入它还要难，在全球产业链已将各个经济体无论大小穷富紧密联结在一起、交通电信等互联互通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经济活动空前普及的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仍在发挥作用，整体性的逆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在发达国家内部兴起的更多是对“公平全球化”的诉求，这种诉求构成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政治土壤。
也许，特朗普反对的并非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民主党执政期间过于激进的自由贸易主义政策，这种激进源于民主党政治精英们对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和新兴市场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崛起忍无可忍，他们决定绕开世贸组织，单组少数国家“小圈子”商谈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劳工和环境标准等因素合在一起的“高标准”自贸协定，为达目的不可避免地在农畜产品、汽车零配件、服装鞋帽制品、医药产品专利保护、金融服务等领域做出了实质性妥协，并且在各种谈判过程中对华盛顿国会山和华尔街密不透风如铁桶，在美国国内触犯了众多行业利益，引起反弹也是必然。特朗普所要做的可能是复归相对保守的全球化策略，这种策略将恢复以双方为主、多边为辅的模式，其具体样貌还远不够清晰，有待持续观察。
特朗普要在经贸问题上拿中国“开刀”的意图越来越明确，已非仅是取悦于支持者的“竞选策略”、“竞选语言”。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确已站到十字路口，其复苏的可持续性和就业的再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与中国市场的再平衡、再配置；特朗普就职后施政重心在国内，为显示执政能力和路线正确，必须在经济领域用最短时间拿到尽可能多的公众可见的“成果”。从此意义上讲，经济议题将是特朗普执政第一年中美关系的主要摩擦点。特朗普将最先在经贸领域向中国“开价”，如得不到满足，则会选择其它领域露出“獠牙”。如果特朗普政府谋求改变中美经贸关系的“路径依赖”，从“你造我买、你借我花”转向“赢者通吃”，那将打碎两国关系发展赖以维系的“压舱石”。
中美关系中的资本规律已在运作起来适应新的政治变化。特朗普明白中美关系对双方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性，知道一旦挑起全面贸易战，推动美国经济增长3%以上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因此未必真敢与中国打全面贸易战。他也不会无视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商业合作机会，这种机会就存在于中国日益崛起的电子商务、全球卓越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企业如饥似渴的赴美投资需求中。特朗普要抓住来自中国的机会，最需要破除的是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政治戒心，收敛其限制中国产品输美的膨胀心态。
责任编辑：张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