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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16日14:38 西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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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20日,那特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与全球名师零距离交流。
   那特艺术学院将于2017年5月20日正式发布,不管你在哪个岗位上,那特艺术学院全球在线艺术课开学盛典您都不会错过,可以通过那特艺术学院的官方网站或者凤凰网直播查看当天的开学盛典。

保罗·葛思谛:艺术批判性消失了吗?
   那特艺术学院特约授课老师之三:aul Gladston  保罗·葛思谛

 诺丁汉大学
   文化、电影与媒体系,视觉文化与批评理论副教授
   当代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艺术家有国籍,艺术没有国界。那特艺术学院不受国界的限制,针对每一门课程的特点,从全球范围内优势学院中选择优势教师。那特艺术学院选择的教师或是所执教科目的领军人物,或是对此一课程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研究,甚至是所讲述艺术事件的经历者和策划者,由他们把最恰当的课程带到学生面前。

保罗·葛思谛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授,有爱丁堡艺术学院的深厚美术背景,以及比较文学和艺术批评理论的专业训练,使他既具备对艺术本身的领悟,又能从历史、哲学和批评理论角度,将艺术品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政治语境之下。
 
 葛思谛对中国当代艺术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长期为中国艺术杂志和报刊撰写关于当代中国艺术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其著作《中国当代艺术:一种批判的历史》,通过长达五年的学术研究,梳理了过去四十年中国现代和当代艺术史中的关键事件,将其放置于艺术与广阔的社会政治语境的关系下,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理论分析,被艺术家王广义认为具有“史诗般的迷人品质”,并被业内视作“引领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领域未来航程”至关重要的书。

葛思谛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见解既生动有趣,又敏锐深刻。本文将分享他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过去与未来的生动解读。
 
   中国当代艺术为何兴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界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度。这种认可度的形成主要有四个原因:
 
   1、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者有时用非常有创造性的手法,将西方现代主义、国际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的文化思想和行为互相结合 (hybridize),形成独特的态度、技术和影像。
 
   2、运用不同文化形式和技术的结合体/混合体,生产出所谓批判性、解构性地挖掘社会、政治和文化常规的价值。
 
   其中比较有名的例子是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在这个系列中,王广义将耐克(Nike)、可口可乐等国际品牌,与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革命时期所创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海报艺术中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艺术形象相结合,这可以被分析为两种意识形态权威的中止。

 3、由于中国当代艺术中常规的艺术形式如帆布画、版画和塑造雕像的继续兴盛,满足了国际艺术市场的一贯偏好----那种方便携带、技术上明显经过精心制作及具有独特“光晕”(auratically unique) 的艺术品。

 4、由于中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大规模出国而出现的个人、团体和机构间的跨国文化联系,使得中国当代艺术的生产在国际上得到更多的展示和接受。
 
   艺术批判性消失?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如政治波普艺术家王广义,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方力钧和岳敏君,及新达达主义艺术家黄永砯,他们的作品都以显著的技术或形式的完整性,及其可辨认的反权威的、批判性内容为特点。

 而千禧年之后的大部分中国当代艺术,渐渐失去了这些强烈的批判性。虽然某些艺术作品的技术水准非常高(比如杨福东史诗般的电影装置),但是有明显的、可识别批判性内容的作品却寥若晨星。
 
   这种非批评倾向的艺术家,包括上海的年轻摄影家鸟头(宋涛和季炜煜)以及现居北京的画家宋琨。这些艺术家看起来似乎是有意识地自我回避直接批判的各种形式。他们更喜欢那种模糊的诗意般的审美表现形式,或对当地的情况、经验和身份认定狭窄地作出集中的表现。

为什么这种批判性逐步消失?
 
   这种现象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当代艺术。在最近几年的国际调查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艺术家从不同程度上,对当今国际化的后现代艺术生产所带来的制度化批判模式表示不满,即解构主义以及它的衍生物,如后殖民主义的“第三空间”批评。他们不断地寻找一种新的,非制度化的艺术批判表现形式,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主义说再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而,如果把中国当代艺术越来越缺乏批判性仅归结于国际当代艺术界的形式转变,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其他因素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应当是社会禁忌及在中国境内言论和法律的限制,以及在主流社会逐渐回归的,强调孝敬遵从和等级制度的儒家思想。
 
   另一方面,中国的艺术批评还受到了基础结构和体制的阻碍。中国的艺术院校很少正式地教授学生有关艺术作品的批判性,使大量的艺术家因缺乏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而导致作品不具备批判性功能。
 
   同时,虽然经历了一个世纪动荡的现代化,但中国对西方科学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是较难接受。西方社会和文化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就开始有批判理性主义,之后又于十九和二十世纪经历了前进的西方现代主义,及更具自我反省意识的国际化后现代主义。
 
   而在中国,因为担心中国自身文化可能被西方文化取代,而将不对应的西方启蒙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传统儒家思想的复兴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儒家思想相信传统而不是科学,认为传统是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建立的基础。所以,中国前进的现代化变得很温和软弱,因为社会结构和态度与批判性思维逆行。
 
  解读中国艺术家
 
   经过数年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葛思谛不仅关注艾未未这样的著名艺术家,对其他不那么知名的艺术家也如数家珍,如华裔艺术家郭桢,摄影师宋涛和季炜煜等。“现在正是时候,把注意力延伸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其他艺术家的身上。”针对这些艺术家作品的批判性话语,他也有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独特观点。
 
   葛思谛认为,对权力的反思是当代生活的重要部分,有助于社会的发展,然而不能跑得太偏,错误地认为存在着一种“绝对自由表达或真正的批判”。

正如福柯所说,“一切思想和行为都要受限于主流话语的宽容程度。”主流话语,就是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刻被接受为真实的话语,具有规训社会、宣传正统的作用。而积极的批判抵抗也正是针对这样的话语进行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即便是艾未未崇拜的杜尚,也无法逃离主流话语的设定,杜尚持续的创造和象棋的隐喻,都是在严密的结构里进行了似乎无拘无束的互动。
 
   葛思谛的研究,探寻在社会和政治的语境下,艺术家与国度之间时显时隐的紧张关系。在他的课堂,你会触摸到艺术背后的文本结构,了解艺术批评理论的构建,它们是诠释一切艺术话语的知识基础。
 
本文素材主要来自葛思谛的学术论文,采访,以及他为燃点网撰写的艺术评论,如下:
   1. 《中国当代艺术及其批判性的逐步消失》;
   2.《什么是中国的前卫主义?翟振明与葛思谛的对话》;
   3.《从悲剧到闹剧,艾未未未完待续的故事》;
   4.The review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A Critical History, TheArt Newspaper.

通讯员 姜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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