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读书会
编 者 近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的新著《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获得第五届“陆学艺社会学发展基金会社会学优秀成果奖”。在这本书里，周晓虹提出，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代际关系发生了颠覆，出现了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文化反哺”——
古往今来，文化的传承尤其是物质文化的传承都是由父及子，由上代传至下代。不过，近几十年来，由于迅疾的文化和社会变迁，这种常见的器物文明的传承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所称的“文化反哺”，即那种由年轻一代将文化及其意义，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年长一代的新的传承方式，使得传统的代际关系发生了断裂。原先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关系的颠覆，成了我们这个特定时代最令人困惑的叙事议题之一。
我们知道，社会变迁在20世纪以后变得非常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变化的速率，丹尼尔·贝尔教授在《后工业时代社会的来临》中说，“任何一个孩子再也不可能生活在与其父辈和祖辈同样的生活的世界”。第二，规模，包括人口、经济和知识的变化规模都在空前增长。
中国是规模很大的国家，我在《中国体验》一书中曾说过：这个世界发生过1亿人的现代化——日本，发生过2亿人的现代化——美国，发生过3亿人的现代化——欧洲，但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13亿人的现代化，只有中国，中国的变迁真的是又大又宽。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GDP约2650亿美元，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元人民币。这个巨大变迁是在将近40年间完成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教育水平提高是很重要的变量因素，我2003年、2004年在北京做访谈的时候，一个师傅告诉我，他的工厂里面四五十个工友没有一个读过大学，但是他们的孩子全部在上大学。这说明就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两代人之间发生了天壤之别，没有这样的差异，文化反哺就无从谈起。
最近一二十年间，各种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的瞬间涌现，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品质，也造就了一波又一波与这些器物本身及其所负载的文化的流行。
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上述家用电器或耐用消费品的出现和普及，在中国还直接缔造了现代社会这个电子世界的迥然相异的两极：一方面是与这个时代同生，因而能够极其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器产品的年轻一代；另一方面是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相对“笨拙”的父辈或祖辈。几乎每一种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每一个家庭，都上演过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
我把电脑称作是父母的“滑铁卢”，换句话说像拿破仑一样在这一场战役中父母败得一塌糊涂。这句话是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里面说的，只要你能够做到心平气和，父母们对自己的失败都会心服口服，承认“人类掌握计算机的能力同年龄成反比”。
我在北京访谈的时候，认识了这样一家人。母亲当时在某医院当护士长，她所在的病区共有一二十台计算机，经常会出现故障。一开始她找外面电脑维修人员，但来修的人往往听不懂她的叙事，后来她发现找儿子最靠谱。她的儿子20岁，是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同时在中关村的电脑公司当销售经理，就是为客户组装电脑的员工。儿子后来对我说：“我知道如果我不帮助妈妈，没有人能够帮助她。你想她15岁初中没毕业就去参军，一直当护士，你让她快50岁还去学计算机语言，真的太难为她了，所以我只能挺身而出。”
这个家庭的故事，一方面说明在计算机的使用过程中，在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确实存在着“数字鸿沟”；另一方面也说明因为代际间的绵延性，亲子间的血缘纽带或其他社会关系常常能够促使两代人或数代人之间彼此借力，凭借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方式跨越数字鸿沟。
知识的来源和判断对错的标准从上一代转到下一代，即文化传承的方向发生了逆转或颠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这种逆转或颠覆还出现在包括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但尤以器物文明领域最为鲜明。
在我看来，“数字鸿沟”说到底就是“代际鸿沟”，在所有群体中，年轻一代使用计算机的水准就是高于年长一代，加之他们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络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
进一步能够想象的是，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将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至此，我们似乎能够肯定地说，正是这30年来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带来了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逆转或颠覆。
我的研究发现，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和东亚的新兴国家，也存在着年轻一代超越年长一代的现象，但是没有中国这么突出。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几十年的闭关自守，陡然改革开放，造成两代人之间这么大的差异。比如，1977年到2007年这30年间中国大学招生数量增长了20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
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
我所说的“文化反哺”大规模地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之中，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的生存环境在近三十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另一方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或长辈不如晚辈的现象也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不限于阶级立场或政治抉择，相反，它几乎涉及价值观、生活态度、行为模式和器物文明等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以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够真正理解“文化反哺”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