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通报对外公布。通报措辞严厉，“不作为、乱作为，监管层层失守”等“狠话”频现……回望国内环境监管历程，对一个地方的生态保护问题，进行如此高规格、严惩戒的监督前所未有。
事实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就已经与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并重，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并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这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上中央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列决策中逐一可见。
然而，在难题更多的执行层面，具体的理念、政策、边界、领域要怎么确定和管理，并使之行之有效，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在日前召开的2017中国生态环保大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就生态环保领域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观点新锐，理念超前。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矿井水协会副主席武强：
对矿山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梳理和必要划分
我国国土辽阔，地形地貌类型非常多，地区条件复杂多变，矿产类型多。矿产资源是各个国家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主要物质基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矿产资源的支撑。矿产资源为GDP创造了很高的价值，但有相当比例的GDP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的。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由于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矿山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不断带来一些环境污染和扰民的问题，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制约。
如何解决矿山环境问题是环境保护面临的一件大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矿井水协会副主席武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矿业发展在政策上面临了一些问题，管理监督及采矿技术和采矿方法相对滞后，环保管理意识不足，导致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发生了。
武强认为，一般来说，矿山环境问题包括矿山的地质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大气环境及空间环境。
他表示，要解决矿山环境产生的大量问题，需要按照开采方法、开采工艺、地质条件等因素，把大量矿山环境问题进行科学的梳理和必要的划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强调，要在问题类型划分清楚的基础上，制定出调查的技术并进行矿山环境的调查，获取大量科学数据，以此了解和判断矿山环境现状和将来演化的趋势，科学合理部署矿山环境的修复治理和监测预警工作。同时，要利用现有的信息科学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把大量理论性研究及现场获得的数据通过信息系统反映出来。
“我认为，政策法规虽然是软的，但它的价值并不亚于修复治理技术本身的硬实力。”谈到矿山环境政策法规的研究，武强表示，这对于矿山环境治理是重要的。
针对如何对矿山环境问题实施科学的梳理和分类，武强着重提出了三种划分方案：一是根据矿种的类型和开发方式划分，例如煤矿、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等等，开采方法有露天、井底等。这个方案的优点是比较具体、细化，缺点是有些重复，这是最理想的方案。二是根据矿山环境演化的历史、矿业工程活动的全生命周期划分，在规划阶段对环境问题进行有效分析并提出措施。比如矿山开采完毕后、完成其开采价值后、进入闭矿阶段，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矿山问题，会出现哪些正负效应，对此都需要提前做出预测。三是根据矿山环境所出现问题本身的性质进行分类，其中包括五大问题，即“三废”问题、地面变形问题、含水层破坏和当地供水问题、沙漠化问题和水土流失问题。其中“三废”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是井工矿山的矸石、废石渣、尾矿库，其中隐含的危机是边坡稳定及分化扬尘，另外会对土壤和地下水产生污染，且堆放占地。同时，对于一些特殊的固体废弃物，除了这四大效应以外，还有比如煤矸石堆放在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会自燃、爆炸等现象。另外，有些废弃物堆积还有放射性污染。
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凌江：
在固废资源化利用领域提出“无废”理念
2017年，中央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归纳起来就是“三大红线”“四大体系”“六大任务”。“三大红线”即生态保障功能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四个体系”即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体系、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六大任务”即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全面推进资源的集约利用、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在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凌江看来，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从国家发展的产业体系和制度体系层面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也这是从另一个角度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凌江从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观点。
他认为，目前，国内固废资源化利用形势非常不乐观。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形势与中央的要求差距很大。凌江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国家工业固废的产生量规模在30亿吨到33亿吨，利用率为60%，每年有14亿吨到15亿吨的工业固废是堆存的。而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数据显示，到2015年，全国尾矿、废石达600亿吨，总占地面积达到200万公顷，维护成本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经营。
凌江倡导，在固废资源化利用领域提出“无废”的社会理念。他认为，这一理念并不是空想，而是有诸多科技研究成果做支撑。“有观点认为，循环经济的最终目标是从原子层面进行回收。如果从原子的层面来看，没有东西是废物，只不过是没有利用它而已。矿山把资源采走了，把环境问题留下了。实际上，沿着上述思路，这个问题是可以避免。另一个观点认为，循环经济需要成为从‘教室’走到‘会议室’的主流思潮。目前针对循环经济，出台了很多政策、法律，但这还停留在‘教室’阶段，相对完善的政策制度设计还没有跟上，还没有到‘会议室’阶段，还没有到可以立即行动的阶段。”凌江说。
那么，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应该如何实施？
凌江认为，要从认识上明确固体废弃物的管理边界。“目前，对固体废弃物的定义过为宽泛。一些有价值的副产品也可以称之为废物，按废物来管理。这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另外，即便是没有价值的固体废物，我们再利用它，这本身也是有利的项目。”他提议，要在策略上针对危害性大、量大的工业固废突出重点管理，进行分类管理。另外，要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推动固体废弃物的分类管理。“固废管理信息化方面比较滞后，一是因为政府服务的成分比较弱，没有从用户的层面来设计；二是我们的固废管理方面如‘转移需要审批，经营需要许可’等要求，使已经建立的系统也运行不畅。必须在政府和社会的信息化建设基础上，共同推进固废管理信息化。”
他还强调，要在策略上鼓励循环利用。在政策层面，将环境成本加到资源利用中，废旧资源的价值必然就会提高，它的利用率必然也就能提高。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侯立安：
践行“两山论”，让黑水变绿、绿水常绿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水污染成为当下突出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水污染问题也引发全社会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2015年，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水十条”等一系列政策出台，这些措施对水污染防治具有一定的规范效应，但水污染治理并非一日之功。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侯立安在2017年全国环保大会上表示，近几年，通过有效防治，国内水环境质量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改善。地表水水质总体在向好转变，I类到III类水质，由2010年的59.9%提高到2016年的67.8%，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下降到7.8%。水资源的供应量也有所改善，黑臭水体的治理也初见成效。
侯立安认为，尽管目前水环境的治理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少，约在2200立方米左右，是世界人均水平的28%。同时，我国水资源还存在着地域分配、时空分布不均匀的显著情况。首都人均水资源量150立方米，连联合国所确定的最贫水地区的1/3都不到。为社会经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京津冀地区人均水资源量还不足300立方米。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与水资源约束趋紧的矛盾日益突出。在严重缺水的背景下，因为工业的迅猛发展而保护不力，水资源受到了污染。国内目前面临“水量性缺水问题没有解决，水质性缺水问题接踵而至”的尴尬与急迫。同时，因诸多因素影响，湖泊、湿地在减少。全国两次湿地普查结果显示，自然湿地减少了接近10%，水生态功能日益退化。水安全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
侯立安表示，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善意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是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石。要在“两山论”的指导下，防控水环境的污染，走绿色发展道路。新时期，要尽最大能力将黑水改善为绿水，使绿水更绿更清洁，尽力做到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执法督政机制不断突破，环境治理体系不断规范，市场手段调节不断增多。
那么，如何让黑水变绿，绿水更清洁呢？
侯立安建议，要落实“水十条”，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实现源头污染的控制和减排，进行水质净化和生态修复，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创新发展水经济模式，用技术来解决黑臭水体的治理问题。加快海绵城市的建设，以科技创新保障水质的安全，以制度创新促进流域区域水源的绿色开发，全面推行“河长制”。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朱坦：
在环境承载力基础上规划经济社会发展
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而生态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讲人与自然和谐，其中，重要的界点就是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那么，生态文明建设为什么会成为我国的重要战略决策？
作为环保战线上的老兵，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朱坦有他自己的体会。
他认为，农业文明阶段，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小，完全是依赖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特别是在工业文明的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这就是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渊源。作为目前重大的国家战略，生态文明理念最核心的就是尊重自然。地球存在40多亿年，地球的存在可以没有人类，人类的生存不可以离开地球。所以，对自然环境要怀有敬畏之心。同时，对自然客观规律及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顺应它，依靠它。
在朱坦看来，生态文明的内涵基本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环境的承载力。总量控制需要双达标，即在排放达标的同时，也要保证特定区域的环境质量达标，这是环境质量的底线。二是生态环境的结构、格局、布局。要按照主体功能规划，明确在开发活动中对环境影响的红线，这是生态保护的红线。三是基础设施。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环境、资源、能源的承载力。
他指出，搞好生态文明建设，要理念优先、生态优先。要加强顶层设计，把国家“十三五”所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发展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等，都统一确定在环境承载力之基础上来考虑。“现在我很担心，京津冀就是因为在顶层设计上没有把底线考虑进去，所以带来了很多问题。”他认为，环境承载力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增量和存量。要解决现实问题，就要不断提升对生态文明承载力的认识水平。要继续完善包括体制运行机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设计等方面在内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逐步做好精细化管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浩：
探索新一代治水模式迫在眉睫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王浩表示，目前，在传统水问题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的情况下，新的水问题还在不断出现。探索新一代的治水模式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对历史和当前的治水模式进行的初步思考，王浩提出了生态海绵智慧流域建设总体思路及技术途径。
王浩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深入，水问题进一步加剧的风险还比较大。
针对当前全球治水模式，王浩认为，目前以人工灰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为核心的治水模式，不能充分发挥流域对水循环的天然调节作用，不能统筹考虑绿色基础设施对减缓水极致性的作用，应对的手段也较为单一，不能客观考虑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工程服役时段内对象区域流域水循环多过程的影响，不能充分在服役时段内对它的水问题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估，很多工程难以达到功能设计的要求。并且，基于水循环、大气、地表、土壤和地下等要素过程的管理分工模式，与水循环过程、水生态过程、水化学过程和水沙过程的分离式管理相并存，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相结合，多轮治水长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水管理的重复和缺位现象是并存的。
据王浩介绍，生态海绵智慧流域建设的总体目标，就是通过水资源、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管理、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八个层次的协调调控，构建健康的自然社会水循环系统。这其中主要强调几个方面：一是社会水循环利用，不要影响河湖水域天然水循环的水体功能；二是水的社会循环不损害自然水循环的客观规律；三是社会物质循环不积累于自然水系而损害；四是维系或恢复全流域良好的水环境。
他强调，生态海绵流域建设的技术框架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充分发挥流域对水循环的天然调节作用，规范人类的资源开发活动，减少对自然水循环扰动。要系统布局，建设土壤水库和地下水水库，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的新进展，实现地表、土壤、地下多过程，水量水质泥沙水生态的联合调控，最大限度减缓极致化，系统解决流域的水问题。通过土壤水库、地下水水库的建设，对水量和水质的调节能力进行评价，并结合流域的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对水循环调节能力的需求、对各自建设路径的调节能力，重新在过程上进行配置，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模式和措施。
王浩表示，生态海绵流域建设高度关注自然地理实体调节能力的发挥和绿色基础能力的发挥，重在系统的治理和功能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