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刚开出连队，七十五就抽搐起来。军医给他戴上吸氧机，来回检查了一下气体的流动。命令我和李健给他捏手捏脚，和他大声说话。一刻钟后，七十五第一次停止呼吸。指导员叫黄民停车，军医给七十五做人工呼吸，掐他人中。七十五醒了过来。
依维柯继续跑。与其说跑，还不如说在跳。从三连通往山下的几十公里山路顺河而去，路面常被山溪冲断，在每年秋季早早冻成了冰。山路地势高，路面时常急转直下又蜿蜒而上，穿过随时可能坍塌的峭壁。每一座山头都有大片骆驼刺，落上雪的茎秆看着又粗又密。没有全萎掉的苔草，沾着一点青绿色的薄冰，太阳把草叶上的霜晒得发白。指导员和军医跪在座椅上扶着担架。我用肩膀扛着担架靠不到座位上的一头，不让担架侧滑。一过五公里的地方，手机信号中断，想和山下联系，问120急救车到没到柏油路口也没办法。
今早，李健带他们班做“十一”收假后的恢复训练。连队对面新修了一座会晤站，李健让他班上的人往会晤站跑，绕过门口的混凝土堆再跑回来。刚跑出三四十米，七十五扑倒在地。李健冲了过去……车还没到二道卡，七十五第二次停止呼吸，头一偏，手从担架边耷拉下去。指导员再次叫黄民停车。军医趴上去给七十五连做三次人工呼吸。现在问题不只是蜿蜒狭窄、时有时无的土路，以及被冲断结成冰层的打滑路面，更要命的是逐渐流失的信心。做第五次人工呼吸时，军医拽了我一把：“等我喊一二三，第三下一起最大力朝他胸口按下去。”七十五身体向上弹起，再次恢复了极为微弱的呼吸。依维柯颠来颠去，像大地上新长出来的一口棺材。
两个多小时后，依维柯停在哈拉布拉克乡那一排杨树跟前。医护人员把七十五抬上救护车开走了，指导员带李健上了政委的车跟着救护车，我和军医站在路边。军医盯着涝坝里的杨树叶子，眼睛很久没有动一下。“侯哥，去人武部吗现在？”军医问。“都行。”我说。“我请你吃饭吧。”军医说。“可以。”我说。“你等我买个火。”军医说完，转身往路边一个小商店走。我奇怪他怎么走得那么灵活，刚才看他，好像腿已经断掉了。军医去的那家小商店旁边的小学，铁门忽然开了，五颜六色的小孩蜂拥而出。有一个穿紫色棉袄的小女孩，走得很慢，边看边舔自己手里的一个苹果，像是决意要把苹果全舔了才下口咬它。她的皮肤不白。那时候四连指导员说京京随我，皮肤黑，我骂了他一顿。他说我有孩子了也给你开玩笑不就行了。去年他有了孩子，有段时间每天抱在怀里，听我们聊他孩子时严肃得要死。我们说：“你捏着拳头干吗？说你孩子不好就要打人吗？”
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是从湖南过来的知青。我和易敏谈恋爱，他们很高兴。易敏是长沙人，跟她小姨在阿克苏开干果店，还往长沙批发。战友羡慕我，说你多明智，早找好了退路。今年春天，易敏和我回父母家吃饭，席间说到如果我不离开部队，就先分居。易敏走后，母亲去刷碗，我和父亲坐在客厅沙发，父亲闷头抽着烟……我喜欢易敏，喜欢她说话的声调，她穿每件衣服所表现出的不同的姿态。但这两年她越来越焦虑，我的调职停滞不前，结婚时那个年纪持有的完美履历，已开始逐渐失去给她带来希望的价值感。我能感到她注意力的分散，无论白天夜晚，她的热情都更像前两年用剩下的。更重要的，她不想再带京京在阿克苏生活。京京该上小学了，应该去教育环境更好的地方念书。她希望我脱掉军装。
下午的阳光照耀着黑色柏油路和学校新架起的高高的钢质拒马。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奇。不论是天山百货门前和成都街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是少见的高楼后面凋敝的小巷，都在力证自己毫无危险性。我的为人、我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来，在这个地方构成了自己脆弱的形态。军医叫了一瓶伊力柔雅，就着一份大盘羊肚，我俩边吃边喝。他手机搁在一边，边喝边刷微信，说李参谋写了首诗，配了巡逻路上一张雪景。“李参谋明天也上山吗？”他问。“不知道，你问问，走的话接上他。”我说。“指导员说李参谋办好手续了。”我嗯了一声。李参谋在山上十七年，辗转三个连队。工资在全团干部中仅次于政委。他每年九月下山探家。结婚十多年，生了一个男孩，今年十一岁。年初，他妻子要求离婚。李参谋说，考虑到孩子还小，能不能再等两年，孩子考上大学再离。他妻子强调，必须今年。
李参谋办完手续从陕西老家回来那晚，我和宣保股长去阿克苏接他。回到房子，李参谋把他母亲做的馍和辣菜蒸上后就点上烟，三根五根地抽。他除了抽烟，没什么爱好，话少。婚后，他的工资卡放在妻子手上，妻子按月给他转五百块烟钱。这回离婚，他没有把卡要回来。过了一个夏天，他才向团里提出补办新的工资卡。
上山之前的周末晚上，参谋长给我打电话，说他个人在百味鱼庄安排了一桌饭，给我饯行。等人到齐了，桌前落座。参谋长开局，说这顿饭有三层意思：首先，团组干股的郭昕干事马上调任上级机关，我们要庆祝；总医院骨科来阿克苏代职的苏主任，马上到县医院就任，对她表示欢迎；再有是侯副参谋长即将上山代职，离开战友们一段时间，为他饯行。百味鱼庄的招牌是一鱼多吃，一条鱼烤半条煮半条。我们团里的饭大多也是一饭多请。没想到郭昕的调动真的办成了，他马上就不是九团的人了。同为入疆第二代的他挑明了对我们看不上。他喝酒时十分兴奋，我为他这样离开却无半点酸楚而感到心里发凉。我们的家庭都是从同样的起点开始，但年纪更轻的他已遥遥走在了我的前面，马上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论自己的通达之道了。
那天晚上，参谋长在苏主任面前十分活跃，聊起他每年要跑几十趟边防连队，各个点位的哪块石头动一下他都能看出来。每次回家，妻子会叨叨他，水龙头坏了啦、灯泡不亮了啦。他只好一样一样去修理，烦了就对妻子说，信用卡给你，你别糟蹋我了，糟蹋钱去吧。宣保股长好像被感染了，站起来给苏主任敬酒，说：“我爱人也在医院上班，她是急诊护士，儿童医院的。”参谋长听完愣住了。李西林离婚一年多了，团里没人不知道。李西林站起来，一只手扶住椅背，一只手挥出去指向我，说：“老侯，老侯今年差一点离了，有家有口的都跟他喝一个。”确实。我拿回了离婚申请，易敏带京京再次回到阿克苏，我们重新回到一家人的状态。然而，只有我们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
病床前，李健在给七十五揉腿。七十五戴着吸氧机，只有口鼻罩住了，他眨着眼睛看我。一位年轻的护士推着护理车走进来握住七十五的手，跟他说话。“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到就眨眨眼睛。”她说。七十五眨了眨眼睛。“好着呢，好孩子。”护士用不流利的汉语说着，然后动手从护理车上准备输液的工具。“你今年多大？就叫他孩子？”李健朝她笑了笑。“那你先说他为啥叫七十五。”护士说。“他爸七十五岁有的他。”李健说。“我才不信！”护士叫起来。七十五的脑袋偏过来看着护士。伸出大拇指，晃了两下。护士笑起来。李健凑上去问她几点下班，她说得等到明天早晨。
今年夏天，我给在长沙的易敏打电话，说同意和她离婚。易敏这些年，给了她能给的最好的一切。可当她提出要另一种生活，我拿不出任何可改变现状的行动。如果我说抱一下就能抱得到吗？说句都会好的就会好吗？我从没消磨过自己的生命，理想也从没半点虚假。到这时，却貌似只有那不变的、时常舔盐的生活，才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春朝雪舞沁人心，半谷遥闻百雉鸣。苦守寒山还几岁，陪君度日了余情。”想着再过个几年，就叫上写这首诗的人去哈拉布拉克乡那排整齐过了头的杨树后边买几亩地，盖个土房子，自己打粮食，自己酿酒喝，砌堵院墙，养上退役的军犬军马。
一天，易敏打电话来，让我马上订机票赶回去。她在电话那边说了几句就开始哭，话语不清。是京京的事。我从阿克苏飞到乌鲁木齐，转机再飞长沙，抵家已是凌晨。易敏说，中午京京的幼儿园园长打电话给她，让她马上过去。京京在幼儿园把一个女孩推进厕所的蹲便器，摁下了水阀。老师说，京京反感任何人对她的碰触和抚摸，这个女孩之前摸了京京的头发。还有不止一个同学，因为做游戏时抱住京京或拉她的手，被京京推倒。易敏说，老师认为京京目前的表现是感觉统合失调，在儿童医院给出诊疗意见之前这段时间，京京不适合回幼儿园上课。易敏抱着京京从屋里出来。京京躲在男孩气的短发里的脸，警觉地，绷得紧紧的。易敏投向我既讶异又悲哀的目光。少见的，没有描画过的眉毛，承担了她脸上绝大部分无措和虚弱的神情。我伸出手从易敏怀里接过京京，她扭过脸问我：“爸爸，你捉了几只老鼠？”
我们带京京到儿童医院，在人山人海中转了一圈，没有进去挂号便离开了。我们不愿京京在五岁的年纪，就意识到自己可能是一个特殊病人，从此满心恐惧。我们需要时间找出京京这些表现背后的原因，并已经依据新闻和个人经验开始艰难地猜测。但先默认的，最希望如其所是的，是我和易敏对各自的强调、环境的辗转，让京京难以辨认那些抚触动作背后的善意。我们无法再漠然相对，无法假装能再展开各自新的生活。孤立无援，唯有彼此。
我们带京京回到阿克苏，决心先牢牢相伴。在我即将上山代职之前，易敏搬来团部家属院。在科恰里特山上的每一晚，我们仨都在视频中见面。我在连队荣誉室里将笑声一再压低，同时也知道等李参谋回到山上，无论身处连队哪个位置，都能听见来自另一个家庭运转时亲密的声音。
此时，我和军医躺在人武部的招待室，军医在旁边鼾声正响。我想叫醒军医，告诉他，我和我的妻子，就是在准备分道扬镳之前，才真正认出了彼此往后的模样。但我一个字也不能提，不管我说什么，都像把失而复得的爱情又交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