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全集》座谈会：在革命与传统的有机辩证中理解章太炎

经历40年，20册的《章太炎全集》终于完成了。
在章太炎嫡孙章念驰的回忆中，编纂计划议始于1978年。随着“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的成立，中央发文给中国十大历史人物出版全集，他的先祖父章便位列其中。这一时期的《全集》整理中，奔走联络最频的是章太炎的弟子王仲荦先生。初期出版团队有30人，三分之二是章太炎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不少已是高龄。76岁的姜亮夫曾在给王仲荦回信中提及自己“目力已耗尽，而年来老病浸遁，记忆斗坏”，却也主动承担任务，在崔富章的协助下进行点校。文革结束后的思想春天里，“章太炎”一词，再次将这些分散在中国各处、在各自领域已颇有建树的后生们凝聚到了一起。
但这一编，便是40年的艰辛接力。且不谈编纂过程本身的艰难：全集体量庞大，整理难度极高，编纂人员不仅需完成繁琐复杂的点校，更需为遗存的手稿、书信四处奔波求人。还有时局的变迁和人事的流动： 80年代末以后政治经济风向转变，一些学者离开，一些学者在日益繁忙的事务中搁置了这“为别人作嫁衣裳”的任务，再加上王仲荦先生突然辞世，《章太炎全集》出版一度中止；直到2012年，在争取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章太炎故乡余杭区人民政府的支持后，《全集》的重新整理出版才顺利进行。
2017年4月，《章太炎全集》20册全部出版
2017年9月10日，《章太炎全集》出版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举行。会议邀请多位领导、专家学者参与座谈。本文参考座谈内容整理而成。
40年过去，最初参与整理的人许多成了故人，而编辑队伍又加入许多年轻的面孔。2017年，包含了几代人坚持和执着的《章太炎全集》终于完成出版。9月10日，在《全集》的出版研讨会上，年过七旬的章念驰看着在座的学者和出版人笑了：“我们终于可以向先人、后人交出一份较为满意的答案。……我们不伟大，我们不可能没错，但我们尽力了。”
“有学问的革命家”
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关于章太炎先生的二三事》）
如今大多数人听到“章太炎”这个名字，第一个蹦入脑海的词或许会是“国学”。的确，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术涵盖小学、经学、子学、佛学、文学、史学各个领域，膝下更是桃李无数。章念驰赞叹，“他在这些领域里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既构筑了中国旧民主革命的理论与语言，又构建了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与话语”。
但章太炎又仅仅是位学识广博的“文章士”吗？鲁迅曾以“有学问的革命家”定位章太炎，其评价道，“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在罗志田教授的眼中，这一评价可谓对章太炎有“了解之同情”。这是一个饱含政治热情，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深深联结的士人：初入而立时面对严复专意学术的劝告，他以嵇康自喻委婉表达坚持参政之意；辛亥起义后他多次上书袁世凯，其谏言不拘泥于党派观念而追求一国之统一；北伐战争期间他在各军政势力间奔走，主张内部政争应让位于中外之别。他一心为国，其建议却每每不被采纳。终于在1927年，面对南京政府对中华民国的背叛，他愤恨地退出政治，决心“宁作民国遗老”。
晚年的章太炎活动的确以讲学为主，但这更像一种妥协：就像许多传统士人一样，参政不成，才退而钻研学问。可事实上，但即使在晚期讲学时，章太炎也从未真正远离政治。研讨会上，陈尚君教授借助《章太炎全集》中新增的书信内容追溯了章太炎的晚年，指出即使在章太炎生命的最后五年，他与他的时代始终没有任何隔绝，他一贯的思想也没有改变：在“九一八”之后，曾经决心不再涉入政治的章太炎在外敌面前放弃沉默，他暂时搁置自己对国民党的对立态度，本着整体中国的利益就战略战术积极献策。在章太炎的自我认同中，他始终、且首要地是一名关怀政治的士人，而这种积极入世，为民族生存而斗争的血性一直保持到最后一刻。
章太炎摄于台北
“革命的学问”
不可否认的是，虽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一生看得见的“革命”遗产却远不如其看得见的“学问”遗产。然而“革命”和“学问”又哪能截然分开？纵观章太炎所治之小学、经学、史学，其民族精神之情怀，国家振兴之期望无不隐隐蕴含其中，这不仅引导了他治学的终极抱负，也影响了他切入学术的视角和方法。
这种影响，在章太炎的历史观上最为突出。王宁教授指出，章太炎的历史观和他的革命观紧密相连。章太炎认为，在孔子和刘歆的努力下，我们有了走出宫廷，摆脱帝王专断的“良史”，而在此基础上，他意图建立一种理论的、科学的历史学——利用五经的史学和思想精华建立中国的历史，以史为鉴，寻求解救贫弱中国的自我发展的道路。这种“以经史为鉴，通过历史来寻找自主道路”的抱负，正契合他否定全盘西化，强调铸造民族精神的革命愿望。
何俊教授则将章太炎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马一浮并举，进一步阐述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们学术立场和姿态后的坚持与承诺。两人在那个时代就知识层面而言都是极其开明的人，也积极投身革命的浪潮，可为何会在民国建立后置于制度之外，学术思想方法上也与主流保持距离？他认为，章太炎和马一浮拒绝进入民国教育系统，拒绝现代学术的表述方式，也拒绝用当初红火的简牍、地下文物来重构国史，绝非由于年老迂腐：“他们两人在国史和国学研究中都有浓浓价值上的关怀。对他们来说，倘若用科学主义的方式对古史进行解构，便是让古史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事实。这消解了历史，也消解了附着在历史叙述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
晚年的章太炎
听上去有些矛盾：在政治上崇尚变革的章太炎，为何文化一副守旧姿态，坚持文学复古和保存国粹？江湄教授引用侯外庐对章太炎“极保守的又是最革命”的评价来勾勒这种特质：与其说是矛盾，不如说其中包含了一种革命与传统的有机辩证。在江湄看来，章太炎所谓的革命，绝非全盘自我否定，而是立足自身文化追求价值自足和价值自立的信念；而章太炎所谓的保守，也绝非照搬原样地继承——他的“国粹”已经包含对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激进重构，他的“古史”也已经包含对中国未来立足道路的预见和指引。正如韩子奇教授所补充，所谓以保守去革命，以革命去保守，只有在有机的辩证中，我们才能理解章太炎学问中复杂而多维的面向。
“太炎先生一生，充满爱国者的心酸，革命者的颠沛，学者的悲愤，然而他不屈不挠，被人视为疯子——一种天生的怪人，他的言行往往惊世骇俗，超越政见与党见，富有超前意识，常为世所不解，他是倔强的化身，桀骜不驯的代名词，不说假话的象征，他正是执著‘依自不依他’的哲学，孕育了自己的学说。如果他没有参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革命-抗日战争的历史巨变，也许他的学术成就会大大暗淡。”章念驰先生在《我的祖父章太炎》中写下的这段话，或许可看作对这位革命家及其学问带着温情的素描吧。
接力者与传承者
很难找到第二个“国学大师”比章太炎更能担当“师”的分量。章太炎一生学生众多，且往往是各领域的顶梁之才。许嘉璐教授在《章太炎全集》序言细数，“承其小学者黄季刚、钱玄同，继其史学者朱希祖、王仲犖，汪旭初以文学显，吴絸斋以经学鸣，余者自成一家者更有难数”。
学生在章太炎北平追悼会合影，右起分别为马太玄、钱玄同、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朱希祖、沈兼士、朱镜宙。
有弟子，还有再门弟子，学术之道就这么一代代传下去。如今，从事训诂学研究多年的王宁教授在《全集》出版研讨会会场上环顾四周，颇有感慨地说到，“我们北师大是章黄学派小学的继承，今天在座的有章黄之学的几代学者，从《章太炎全集》编纂主任许嘉璐先生，在座的钱超尘先生，我们算是一代，下面两代人在这儿坐着。我们的师辈大多不在人世，但是我们对自己的专业，对自己继承的中国传统语言学一直是在坚守。”
传承不仅在代际间，也在地域中扩散。陈学然教授便细细回忆了章太炎研究如何通过成立学术委员会、设立中文及历史学系、开展学术研讨会、举办研究工作坊一步步在香港城市大学落脚。他自信地说道，“香港对章太炎的研究是从我们系开始，也是以我们系为中心”。张昭军教授则回忆了自己在日本东京的学术时光：“我们在东京专门成立了一个章太炎研究小组织，给小组起了个‘章学友’的名字，周末组织小组去重走太炎先生当年走过的路，平日则到东京大学请专家给我们讲文史。”
不同领域内的后生们在传承章太炎学术道路的同时，也努力发掘其思想中新的资源与新的启示：周振鹤教授和朱小健教授同时提及了章太炎《新方言》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意义；韩子奇教授期望进一步章太炎对经学、子学的现代化问题；江湄教授重视在革命与传统有机辩证视角下展开对中国革命和未来发展道路的反思；严佐之教授则更关注章太炎学术思想中的文化自信主张。何俊曾在发言中谈到，与马一浮强调“多元的统一”相比，章太炎的路子是带着学生一点点看下去——就像看山，马一浮强调在不同的视角中整合出对山的统一认识，章太炎却总是兴致勃勃地领着学生指认每一道不同的褶皱，每一块形态各异岩石，每一株颜色绚烂的花草——搁置统一而强调卓识，这或许正是他的学生遍布各领域且各自卓成大家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