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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9日10:53 东楚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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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楚网黄石新闻网(东楚晚报记者 肖婷/文 熊峤/摄)

唐灿老人诉说当年被捕的情景

唐灿老人向日本友人讲述当年在日本的遭遇

来访日本友人认真记录着唐灿老人的情况

与日本友人座谈

唐灿老人在黄石工作时的留影

  17日下午,在黄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会议室里,92岁的唐灿讲述了自己被捕后被送往日本强制劳动的屈辱历史。
  几十年过去了,他仍乡音未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先由女儿唐元鹤和儿子唐小明用普通话翻译一遍,再由随行翻译向日本访华团的各位成员介绍。
  
  抗日被捕
  遭遇酷刑被送往日本

  1925年,唐灿出生于河北省清河县(现在的河北省刑台市南宫)。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的家乡清河县是冀中抗日中心,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战争暴行,年仅15岁的唐灿就决心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郝自生”。
  被捕时的情景,唐灿刻骨铭心。
  那天正好是1944年的元旦,清河县县长主持召开部署全年工作会议,此前他一直负责八路军军粮的征收、保存和发放。因为汉奸出卖,会场突然被近400名日军、皇协军包围,他刚把军粮账簿及手枪藏好,就被捕了。
  “他们扒光我的衣服,用带着刺的荆条打在我身上,再用力一拉,皮开肉绽的,疼得受不了。”唐灿一边说着,一边在身上比划。“荆条打在我头上,刺都扎到肉里,脑袋肿得有两个那么大。”一个汉奸看他被打麻木了,又用蜡烛油烫他的背,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胳膊和腿。
  当翻译的话刚落,日本访华团中就有成员倒吸了一口气,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唐灿谎称是文教干事,始终没有说出粮食弹药的下落。经过几天非人的折磨,敌人一无所获,就把他投进了监狱。
  唐灿回忆,那时的监狱人满为患,连个躺下休息的空间都没有,他带着一身伤,已经奄奄一息。幸亏有一个好心的狱友,将唐灿扶到角落靠着墙,自己则用身体护着他。这样唐灿才活了过来。
  1944年3月,唐灿被押往日军设在石家庄的劳工教养所。随后,他和其他人一起296人被送上火车,到达济南后,又上来200名济南劳工。经过三天三夜海上颠簸,496人到达日本长崎,开始长达一年半的劳工生活。

  恶劣环境
  吃不饱劳动时间长

  下船之后,唐灿等人又被送上火车、轮船,经下关、神户、名古屋、大阪、东京、青森、涵馆、札幌等地,几天后到了日本北海道一个叫留边蕊的地方。
  留边蕊四周全是山,盛产水银矿。天气特别冷,室温也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下大雪时,积雪都能没过膝盖。干活以班为单位,多是砍树、挖土、抬石头等苦役,监管他们的有身穿黑制服、佩带军刀的日本警察,也有不带武器的日本监工。这些监工长得又矮又胖,劳工们都叫他们“土豆子”。
  “你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面对访华团成员、爱知县立大学日本文化学部教授樋口浩造的提问,唐灿又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他回答说,“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工作时间太长,还有就是吃得太差。”他清楚地记得,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每天的干活时间长达14小时以上,早上天刚亮就要开始干活,直到晚上完全天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才能休息。而他们吃的一直都是豌豆粉做成的窝窝头,有时做成面疙瘩。不仅难吃,而且分量少,根本吃不饱。
  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营养严重不良,即使是身体强壮的人也支持不住,但患病却得不到有效治疗。唐灿说,吃那样的东西,大家都开始便秘,拉不出来只能用手去处理。
  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劳工们每人只发一双草鞋,规定要穿一个星期。可不到两天,草鞋就穿烂了,剩下的几天只能光着脚劳动。为了不被冻死,大家只有不停地干活,靠干活取暖。而那些监工却洋洋得意,以为是他们的严管让劳工们害怕了。
  在北海道呆了7个多月后,这496人又被送到名古屋,干机场的扩建工程。而所用的工具,唐灿回忆,就是铁锹、锄头这样的原始工具。
  对于机场的名称,唐灿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是位于名古屋西北方向的机场。访华团推测,那便是大府飞机场,当时是作为三菱重工业飞机制造厂,进行过重型轰炸机“飞龙”的试飞。
  但在唐灿的印象中,他们并没有见到过飞机起飞。“我们干的是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挖土石方,休整地平。”距他们干活的地方不远处,就是机场原有的跑道。有一次,他们在干活时,听到“轰轰”声,抬头一看,只看见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

  日本投降
  历经艰辛终于回国

  到1945年3月,唐灿见到的飞机就多了。“从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都有飞机过来,但颜色不一样。从东南边过来的是蓝色的,西北边的却是黑色的。那些飞机到日本扔了很多炸弹。”
  局势紧张后,劳工们又被押送到北海道一个叫下芦别的地方。唐灿隐隐感觉到,战争似乎要结束了。
  果然,1945年8月15日一大早,劳工们照常拿着工具干修公路的苦役。突然有人发现离公路不远处的村镇上,一群日本老百姓低头肃立,神情沮丧地围着喇叭听广播,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劳工中一个年轻人懂得日语,他仔细辨听后,兴奋地大叫道:“日本宣布投降了!”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使大家激动不已,纷纷丢掉手里的工具,大叫、大笑着,不顾“土豆子”的呵斥。
  此后,劳工们扬眉吐气做了主人,共产党员刘平提出要组成领导核心,代表劳工与日本当局交涉,争取早日回到祖国。很快,归国支队成立了,并设有供应组、军法处、宣训处等机构,对劳工们实行自治。唐灿被分配在宣训处。
  历经艰辛波折,劳工们终于等来了1945年11月14日这一天,他们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三天后,海轮抵达天津塘沽港。此时,下船的只剩下465人,有31人去世,而活着的人都带回了一身的伤病。

  难忘历史
  希望拍成影视作品

  回国后,唐灿恢复党籍并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再用化名“郝自生”而改回原名。1949年5月18日,就在黄石解放后的第三天,唐灿作为第一批南下干部来到黄石支援建设。他先后在袁华煤矿、石灰窑区政府、市工业局等单位担任重要职务,1984年在我市城建局顾问的任上离休,见证了黄石多年来的发展。
  晚年生活,唐灿过得舒心自在。闲来无事,他一个人到团城山或市中心,到处转转,常让家里人为他担心。不出门时,他喜欢看报纸、看电视,关心时事。因耳朵不好,他也听不见老伴偶尔的唠叨,惹得老伴见人就说他是“幸福的老头”。
  然而,曾经的那段历史,他如鲠在喉。
  时至今日,掀开唐灿的衣服,仍能看到他身上的伤痕。这些印记,就如同曾经的历史,始终背负在他身上。
  女儿唐元鹤希望,“如果有机会将父亲的这些经历创作成影视作品,就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永远不要忘了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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