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块黄豆大小的不规则的金属块，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散发着幽暗的光。从那曲曲弯弯的边缘和凹凸不平的表面，已经看不出它原本的模样了。如果不是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馆庄严肃穆的展柜里，有谁会想到，它并不是块普通的金属块，而是一块弹片，一块经历过战火和鲜血淬炼的弹片！80多年前，它曾经是一枚炮弹的组成部分，和许多沉重而冰冷的炮弹一起，被成箱地运送到硝烟弥漫的战场，穿过滚烫的炮膛后，在火光中炸裂，完成使命。与其他弹片不同的是，它的生命并未就此结束，击中目标后，它又经历了一场奇特的征程。
那是1930年2月的赣中。中国工农红军为了进一步发展赣西南革命形势，决定集中红4军和红6军第2纵队攻打吉安。蒋介石急令驻吉安的国民党军加强防御，并调独立第15旅入赣。时任支队政委的粟裕率部参加了消灭进犯的第15旅的战斗。战场上，浓烟起处，弹片纷飞，忽然，随着一道尖利的哨音，一枚炮弹轰然炸响，硝烟中，几块弹片如利刃般呼啸着刺破空气，倏然击中正在指挥战斗的粟裕。他霎时倒下，鲜血布满脸颊。
弹片锋利的边缘撕咬着这个年轻人，如同嗜血的狼牙捕获了猎物，就不会再松口。它们击中了他的头颅，它们以为，即便不能立刻毁灭这个对手，也要杀伤他的肉体，摧毁他的意志，让他从战场上永远消失。然而，它们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这位23岁的红军支队政委已经是第三次在战火中负伤了。从他第一天扛起枪，他就知道，自己选择了一条弥漫着血雨腥风异常艰苦的路。身边的战友有的倒下就再没有起来，有的在血腥的屠杀中胆怯了退却了，还有的转身投向了敌人的阵营。而他，一次又一次流血负伤，包扎好伤口又坚定地站起来，跟随着革命的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征程。
第一次负伤，是在武平战斗中。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他随起义军南下，转战闽赣交界地区，奉命率所在排占领武平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部队转移。战斗中，子弹从他头部右颞骨穿了过去，他只觉得头部猛然受到一击，便倒在地上动弹不得。不知过了多久，伤口的剧痛撕扯着他的神经，他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四下一片寂静，空无一人。他想，无论如何要站起来，赶上部队，绝对不能离开革命。他用尽全身力气，咬紧牙关站了起来，腿一软又摔倒在地，只能顺着山坡往下滚，滑到了路边的水田里。路过的起义部队战友发现了在水田里挣扎的他，帮他包扎好伤口，扶着他追赶上队伍。
第二次负伤是在1929年。1月，他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军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对红军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长距离战略转移。时值隆冬，山岭一片冰雪，红军战士穿行在崇山峻岭间，很多人还穿着单衣，冻得瑟瑟发抖。他们向东疾行，日行军五六十公里。炊事担子落在后面，赶不上为大家做饭，他们就在宿营地烧起篝火，在每个人的搪瓷缸子里放一把米，加上水，放在火中烧。大家围着火取暖、睡觉，睡醒了，饭也熟了，吃过饭再接着走。他们在农历除夕到达大柏地，第二天与敌交火，激战整整一夜，取得了胜利。他指挥连队守住要隘，将敌死死堵在伏击圈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大柏地战斗后，红4军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在进攻宁都时，他臀部受伤。
这一次负伤，也就是第三次负伤，他在头部中弹后，被辗转送往后方医院医治，但因医疗条件所限，弹片无法取出。三个月后，体内带着弹片的他重返战场。
从此，这些冰冷的弹片，敌人炮弹的残骸，深深地嵌入他的身体，被血肉包裹着，成为这身体的一部分。在跋山涉水南征北战的征途中，弹片跟随着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战伤，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
1933年，他第四次负伤。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他已从红军基层干部成长为高级指挥员，担任红11军参谋长。5月，他与军长萧劲光奉命率红11军进攻江西东部的硝石。战斗异常激烈，面对敌占领的一个山头，红28师久攻不克。他与萧劲光闻讯赶到前线，指挥部队再次奋力进攻，打垮了敌人。红28师乘胜追击，没想到敌第二梯队的一小部分突然从红军后面打了过来。此时他身边没有部队，他立即带领警卫人员冲上去堵截敌人。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臂，鲜血喷涌而出，他当场昏了过去。
蛰伏在他体内的弹片——那些早已化做他身体一部分的金属，又嗅到了血的荤腥。它们听到警卫员焦急地叫喊着用绑腿将他的手臂上部扎紧，把血止住；听到滂沱大雨中战士们抬着担架行进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时急促的脚步；听到他的呼吸愈加沉重……3个多小时后，他被送到20多公里外的救护所。到了第二天，他的左臂已经肿得像小腿一样粗，皮肤变成了紫褐色。救护所的同志见他伤势严重，赶忙将他转送到军医院。医生一看，子弹是从左前臂两根骨头中间打穿过去的，伤及骨头和神经，并且已经感染了，出现坏死现象。医生严肃地说，必须锯掉伤臂，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他想，如果只剩下一只胳膊，在前线作战该多不方便啊。他斩钉截铁地对医生说，即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
伤口很快化脓，需要开刀。没有麻药，麻绳就是麻药。为了固定受伤部位，他让人用麻绳将自己的左臂绑在凳子上。医生开始手术了。手术刀割开皮肤，清除坏死的组织，释放脓血。他的右手用力抓住桌子的一角，咬紧牙关，身体在剧烈地抖动，汗水不断地滴落。如果说没有麻药的手术让人难以忍受，手术后的治疗更让人吃了大苦。没有消炎药，医生把蚊帐布剪成二指宽、五六寸长的布条子，用盐水浸泡后，每天早上从子弹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再从子弹出口处抽出来，重新放进一条清洁后的盐水布条。每一次治疗，都是钻心地疼痛。这样每天捅来捅去，伤口虽然没有再化脓，但也无法愈合。直到几个月后，他被送到方面军司令部手术队，用上了当时最好的外科药品——碘酒，他的伤口才彻底长好，但左臂已留下终身残疾。
1934年，他第五次负伤。7月初，红7军团奉命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中共北上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策应主力红军行动。他任先遣队参谋长，随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克大田，渡闽江，攻福州，在敌人前堵后追的情况下，转战闽东，挺进浙西，进军皖赣边，又折返闽浙赣苏区。9月下旬，在向皖赣边转战中，他右臂中弹负伤。因为没有条件医治，这枚弹头一直留在他的右臂内。
负伤、负伤、再次负伤。1936年夏天，在浙西南云和县以南的一次战斗中，他的脚踝受伤，这是他第六次负伤。
弹片、弹头，他体内那些冰冷的金属，跟随着他四处转战。在浙南开展游击战争，挫败国民党军多次“进剿”和“围剿”；在韦岗打响新四军江南抗日的处女战；协助陈毅指挥黄桥战役，粉碎4倍于己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在车桥战役中歼击日军，创华中敌后歼灭战的范例；在天目山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三次自卫反击；取得苏中七战七捷，赢取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重大战役，组织指挥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参加指挥渡江战役、上海战役，解放华东地区及沿海诸多岛屿……
战事紧张时、工作劳累时，那些弹片、不安分的弹片，开始在他体内肆虐。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他7天7夜没有睡觉，头痛发作，头晕目眩，恶心呕吐，每根头发都像针扎一样，手都不敢触碰。他用冷水冲头，用手拼命掐着头皮，咬着牙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忍受着战伤的疼痛折磨，指挥部队转战大江南北，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
战争结束了。1950年，他在夫人楚青陪同下赴苏联检查治疗。医生诊断他系长期紧张疲劳及多次受伤，且两次伤及脑神经，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因他曾多次发作严重腹痛，医生认为是慢性阑尾炎，开刀后才发现，肠子错位互相扭结，有的地方已经阻塞得很细了。医生判断，这是战争中经常翻滚、摔打、跌撞造成的内部伤害，手术进行了6个多小时，才把他的肠子基本恢复到正常的位置。回国后，他又于次年入院手术，取出了右臂残留的子弹。从1934年负伤到此时，这枚弹头在他右臂中整整留存了17年。
1984年2月，这位身经百战的军事家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当他去世后遗体火化，亲人们在他的骨灰中发现了一块直径如黄豆大小和两块绿豆大小的黑色金属薄片。这分明是3块残碎的弹片。他们终于明白他多年头晕头痛的真实原因了。
到了此刻，这3块弹片已经伴随他50多年。它们从敌人的炮膛中射出，凶悍地入侵他的大脑，揳入他的肌肉，试图破坏他的肉体，消灭他的生命，却在经年累月的战斗中，一次次被他坚强的意志所击退，在他的血肉包裹之下渐渐失去光泽，与他的骨肉共生，成为有温度的金属。
在他逝世后，他的夫人楚青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述了他生前的意愿，他说：我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战斗的同志中，牺牲了的烈士有十数万，而我还活着，见到革命的胜利。在我身后，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不要举行追悼会，希望把我的骨灰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几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
到了告别的这一天，弹片终于与它们相伴相生半个多世纪的老朋友分离了。它们目睹了他血洒疆场的一个个英勇瞬间，陪伴他走过从青年到暮年的生命历程，又目送他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它们与他初次相遇的地方。在那里，他与当年牺牲的战友们会合了，就像曾经共同面对敌人的炮火时一样，他们将永远并肩战斗。
这些弹片中的一块，被他的亲人捐赠到军史馆，长久地陈列在玻璃柜中，完成着它最后的使命——成为历史的见证。它要告诉后人，它曾经的对手是一位了不起的军人，一位真正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