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国内各个大学，通识教育（又或者博雅教育、人文教育）都是一个热门的词汇，不同大学也有不同大小的尝试和经验。10月29日下午，由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主办的“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在华师大召开，探讨的主题是文学教育如何能介入通识教育。出席本次研讨会的还有汪晖、陈思和、汪涌豪、王晓明等知名学者之外，还有王安忆、韩少功、格非、毕飞宇、翟永明、孙甘露等知名作家。
“文学阅读与通识教育”研讨会现场
文学阅读有什么用？让你心中有别人
阅读文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是很多人会提出的问题，普遍的回答是：能帮助我们认知社会、扩大眼界、提高修养等等，也有人干脆说没有什么用，但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用，诸如此类。但在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看来，文学阅读或人文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他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个上他课的外系学生，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这个学生上课时从来都睡觉，不听课。但有一次，他睡醒了以后，发现格非正在讲《红楼梦》，他就听了一会儿，听了他问自己：《红楼梦》难道对治疗我的疾病有用吗？他回去就读《红楼梦》。当他的病治愈以后，他给格非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说他读了四遍《红楼梦》，还是读不懂。但当他有一天把《红楼梦》读懂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这是文学在过程当中帮助普通人，曹雪芹也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他的作品挽救了一个人。”格非说。
借这个故事，格非要表达的是，文学是帮助我们获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途径。“歌德当年说过很有名的话，他说存在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哪怕只是短短一瞬，一个人有义务为自己的生存赋予他的思考，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哪怕是短短的一瞬，我觉得一个人要获得存在感，文学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真正的文学里面包含了这样的东西，这是我所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格非还认为，文学阅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阅读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知识，而是为了让我们摆脱知识的奴役，因为我们现在从小到大我们脑子里会有无数的知识，我们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有无数的话语系统，来强迫我们，来奴役我们，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分析能力。”
最后，格非还特别提到，我们要追求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获得的“秘密的喜悦”，也就是读者发现了作者的意图和策略后的那种喜悦。他认为文学有两个传播途径，一种是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途径，另一种是秘密的，就是一种秘密的喜悦的途径。
每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在格非看来，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者同样重要。他笑言，如果要在作者和读者间割舍掉一项，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创作放弃。“阅读的快乐是不能放弃的，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伟大的心灵。”
而在另一位作家毕飞宇看来，文学阅读也远非只有“术”这一层面的作用。他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表达——文学让你心中有他人。“我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心中装满了我们自我。可是如果每天都在读文学，你每天都从小说里面读到那么多人，你会发现你整个阅读和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你和谁在一块呢？你和小说里面许许多多的人在一块，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心中有了别人。”而当你心中有了别人之后，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大一点，你懂得了宽容，懂得了同情。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特别强调文学阅读对于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意义。在很多理论家看来，今天已经不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和斗争都只能在内部，以至于我们现在再看《星球大战》也没有惊奇感，因为外部世界不断消失，外部不断变成我们的内部。但汪晖认为，这样的说法也对也不对。“不对的原因就是外部总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无法抵达这个外部了，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外部了。所以那个大写的上帝，上帝死掉了，后来一个个都死掉了，到底那个外部是什么，外部也有，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规定性，和我们相匹配的规定性。想象力的问题和创造的问题，我觉得是文学世界，文学想象，文学阅读当中特别重要的，培养年轻人有这样的创造力。所谓的人希望能够只死一次而不是浑浑噩噩，在他的生命当中总是有创造力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文学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
第二场论坛围绕文学在通识教育中的位置这一主题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童世骏教授认为，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讲故事和讲道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他谈到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例子。罗蒂认为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形式是文学或哲学，他一直在比较文学系任教，他认为文学能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敏感性，而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罗蒂看来，读了文学作品以后，提高了对于陌生人也会痛苦的想象力，这样的感受，就会去同情原本不认识的那些人。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毕飞宇谈到的文学让你心中有他人这一观点接近。
他特别举了电影《天下无贼》的例子。刘若英和刘德华这一对雌雄大盗一开始说要偷傻根的钱，但是后来刘若英说不偷了。刘德华问刘若英，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坏人，怎么就不偷了。刘若英就跟他讲说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他积点德。在童世骏看来，这样一种叙事其实是一种论证。“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论证一个道德的结论，其实你要援引的不再是宗教性的，那种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或者一个古老的传统，其实是每人内心的情感使得我们能正常生活的基本东西还在。尤其是当你想到家庭，想到你下一代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设想，你看他不是一个论证，它是一种想象，把听众、读者生动地邀请进来，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种场景，最后形成一种共识，会觉得女贼的回答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当然哲学家可以来做好多论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汪晖教授特别提到，中国最成功的通识教育的构思基本上来自于师范教育，历史上以师范学院为基础的师范教育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因为师范从孩子抓起，同时要让他成为社会里面的成员，不仅是公民，从政治的角度、国家的角度界定的，是有基本的素养，而且有互相交流的可能性，共通的基础。”他谈到，西方思想家韦伯说过现代性最核心的矛盾之一是专家文化和大众之间的疏离，而通识教育就是希望沟通专家，是克服现代社会自身的专家化——社会专家说的话谁也不懂——带来的主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汪晖认为，我们要重视师范学院当年形成的传统和经验，比如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基本三年都有作品课，这是跟一般大学教育不一样的。
汪晖特别提到，中国现代的人文教育有别于西方，中国人文教育诞生之初，就有一个先天的局限性，随着专业分化、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原先通科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为了要和自然知识对抗，就必须要强调自己是和物理、数学、化学是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学科地位。因此，文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是通识教育，也不再是一般的人文教育，而变成专业教育。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样的局限性之中，而在清华任教的汪晖对此深有体会：“我在清华大学才知道怎么被工科宰制，为什么你们说的东西我们不能插话，我们说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乱说，类似这样。”
而这样的专业化也会造成我们对自己生存世界的理解有局限性，同时今天的文学对于世界的总体理解也变得越来越有局限性。汪晖特别提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作家当年是全景性地描述这个世界，而通过文学把握整个世界这样的可能性在今天越来越困难。“在当代的文学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变的越来越小，我们看一个作品，基本上作家的生活世界就是作品的生活世界，这个状况在19世纪是不存在的。19世纪文学都是要去研究作家自己生活之外的，比如巴尔扎克要研究葛朗台。”
而北京大学的贺桂梅教授也谈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本身是西方的产物，而本质上文学教育是一种平民教育。“在19世纪的欧洲最早出现的文学其实是底层人开始读的，是工人、妇女这些平民，他们有闲暇，当时的文学教育就是针对这样的底层人。包括梁启超搞的小说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文学要接触的群体是平民和大众社会的主体。其实现代的教育大概就是一个国民文学教育，可能跟古代的士的理想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平民化、大众化可能就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也是通识教育的身体力行者，他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给中文系以外的学生讲授当代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个困惑：面对这些不搞文学研究以后可能也不会从事文学相关职业的人，按照原来在中文系上课的那套固定思路，教他们现代文学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有哪些社团，这些知识对他们有必要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思和意识到，所谓的通识教育核心就是人文教育。
陈思和所说的人文教育不是针对知识性的问题，不是针对生活性的问题，而是针对你的灵魂，针对你的心灵。人文教育是跟人的人性成长的过程，它一步一步往上走，一步一步深入。
我们时代的阅读危机：阅读过剩与阅读匮乏
贺桂梅提到，这些年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很多学校在做通识教育的时候，只是完全搬用古代中国经典教育的传统，倡导回归古代经典，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古代的经典教育背后有科举制度，修好了身就可以做官，而通识教育有一个对话对象就是学科的专业化，今天的文学已经是专业分工体系里面的文学，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样把古代的经典教育和现代的文学教育结合起来。
贺桂梅以毛尖等老师在华师大开设的通识课程（20世纪中国爱情文学、现代城市文学和电影等）为例，这些课程特别重视二十世纪的经验。“今天受教育的那些学生，其实已经充分现代化，他们可能跟现代的经验有更亲和的关系。当然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不稳定，是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中。我非常希望通识教育能够把更多关注二十世纪以来的经验。因为最近这些年传统文化热，在学科的偏向上就是古代文学越来越受关注。好像现当代文学不太重要了，就是人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经验关注不够。”
袁筱一也认同贺桂梅关于应该要重视二十世纪经典的提法，“二十世纪的经典可能还没有形成，但是在这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人为的构建和想象的，因为它在整个传播过程和阅读的过程当中会不断改变，不断拓展文本本身的价值。所以在这点上可能当代的东西更能够让我们跳出樊笼，因为本身已经彻底经典的话，我们不太容易能够跳出本身对于经典的认知，它对你的限制也很大。而当代的作品的话，这一点我们的余地还很大。”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康认为，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危机，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和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自由主义的阅读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免遭阅读对象的伤害，尤其害怕智商受到伤害，所以总是阅读让自己免遭伤害的文章，我们希望在安全的语境里面进行阅读。而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是鼓励无边无际的大量阅读，阅读的结果是我们每次和文本的接触会发生在一个瞬间，我们每一次阅读仿佛是一次一夜情，这样的关系里面这个阅读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仍然没有阅读。
在这个意义上，朱康将我们时代的阅读危机概括为阅读的过剩和阅读匮乏这一对悖论。“阅读过剩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可以阅读的东西，每天各位打开手机刷微信都在阅读。但是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进入到阅读之中，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性的。我们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导致了这种匮乏的状态，使得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读了那么多字，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读，因为我们没有发生改变，因为那些文本没有塑造我们。这种阅读的过剩和匮乏是当代最严重的阅读危机。”
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汪晖用了鲁迅的《死火》的例子，死火掉在冰窖峡谷里面，旁边有很多火焰，那是当年的生活斗争、爱和恨都在里面凝固。“而文学阅读就是把这个凝固的死火用我们自己的温暖，或者用我们的技巧，让文学的经典和历史当中真实存在过的生活和斗争重新激发起来，把它变成活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文学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当代的，不可能只是修养问题，一定是带着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和当代世界，认识自己，这像是要把自己烧毁。文学阅读是让人死很多次，是真实的死，你在文学阅读当中投入到里面，像鲁迅写死火一样，温热把自己烧死，在烧死的过程当中重生，变成一个新人，对世界的看法变了。”
文学阅读有什么用？让你心中有别人
阅读文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是很多人会提出的问题，普遍的回答是：能帮助我们认知社会、扩大眼界、提高修养等等，也有人干脆说没有什么用，但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用，诸如此类。但在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看来，文学阅读或人文学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他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个上他课的外系学生，得了非常严重的抑郁症。这个学生上课时从来都睡觉，不听课。但有一次，他睡醒了以后，发现格非正在讲《红楼梦》，他就听了一会儿，听了他问自己：《红楼梦》难道对治疗我的疾病有用吗？他回去就读《红楼梦》。当他的病治愈以后，他给格非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说他读了四遍《红楼梦》，还是读不懂。但当他有一天把《红楼梦》读懂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这是文学在过程当中帮助普通人，曹雪芹也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他的作品挽救了一个人。”格非说。
借这个故事，格非要表达的是，文学是帮助我们获得存在感非常重要的途径。“歌德当年说过很有名的话，他说存在是我们生存的使命，哪怕只是短短一瞬，一个人有义务为自己的生存赋予他的思考，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哪怕是短短的一瞬，我觉得一个人要获得存在感，文学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帮助，真正的文学里面包含了这样的东西，这是我所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同时，格非还认为，文学阅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阅读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知识，而是为了让我们摆脱知识的奴役，因为我们现在从小到大我们脑子里会有无数的知识，我们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有无数的话语系统，来强迫我们，来奴役我们，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分析能力。”
最后，格非还特别提到，我们要追求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获得的“秘密的喜悦”，也就是读者发现了作者的意图和策略后的那种喜悦。他认为文学有两个传播途径，一种是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途径，另一种是秘密的，就是一种秘密的喜悦的途径。
每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在格非看来，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者同样重要。他笑言，如果要在作者和读者间割舍掉一项，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创作放弃。“阅读的快乐是不能放弃的，伟大的读者和伟大的作家都有一个伟大的心灵。”
而在另一位作家毕飞宇看来，文学阅读也远非只有“术”这一层面的作用。他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表达——文学让你心中有他人。“我们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心中装满了我们自我。可是如果每天都在读文学，你每天都从小说里面读到那么多人，你会发现你整个阅读和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你和谁在一块呢？你和小说里面许许多多的人在一块，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心中有了别人。”而当你心中有了别人之后，会让你的心变得更大一点，你懂得了宽容，懂得了同情。
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特别强调文学阅读对于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意义。在很多理论家看来，今天已经不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我们的生活和斗争都只能在内部，以至于我们现在再看《星球大战》也没有惊奇感，因为外部世界不断消失，外部不断变成我们的内部。但汪晖认为，这样的说法也对也不对。“不对的原因就是外部总是存在的，只是我们的想象力已经无法抵达这个外部了，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外部了。所以那个大写的上帝，上帝死掉了，后来一个个都死掉了，到底那个外部是什么，外部也有，后来就变成了一个规定性，和我们相匹配的规定性。想象力的问题和创造的问题，我觉得是文学世界，文学想象，文学阅读当中特别重要的，培养年轻人有这样的创造力。所谓的人希望能够只死一次而不是浑浑噩噩，在他的生命当中总是有创造力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文学在通识教育中的作用：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
第二场论坛围绕文学在通识教育中的位置这一主题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童世骏教授认为，从哲学角度来说，这是讲故事和讲道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讲故事往往更能讲清道理，他谈到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例子。罗蒂认为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形式是文学或哲学，他一直在比较文学系任教，他认为文学能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敏感性，而这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罗蒂看来，读了文学作品以后，提高了对于陌生人也会痛苦的想象力，这样的感受，就会去同情原本不认识的那些人。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与毕飞宇谈到的文学让你心中有他人这一观点接近。
他特别举了电影《天下无贼》的例子。刘若英和刘德华这一对雌雄大盗一开始说要偷傻根的钱，但是后来刘若英说不偷了。刘德华问刘若英，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坏人，怎么就不偷了。刘若英就跟他讲说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他积点德。在童世骏看来，这样一种叙事其实是一种论证。“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论证一个道德的结论，其实你要援引的不再是宗教性的，那种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或者一个古老的传统，其实是每人内心的情感使得我们能正常生活的基本东西还在。尤其是当你想到家庭，想到你下一代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设想，你看他不是一个论证，它是一种想象，把听众、读者生动地邀请进来，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种场景，最后形成一种共识，会觉得女贼的回答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当然哲学家可以来做好多论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
汪晖教授特别提到，中国最成功的通识教育的构思基本上来自于师范教育，历史上以师范学院为基础的师范教育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因为师范从孩子抓起，同时要让他成为社会里面的成员，不仅是公民，从政治的角度、国家的角度界定的，是有基本的素养，而且有互相交流的可能性，共通的基础。”他谈到，西方思想家韦伯说过现代性最核心的矛盾之一是专家文化和大众之间的疏离，而通识教育就是希望沟通专家，是克服现代社会自身的专家化——社会专家说的话谁也不懂——带来的主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汪晖认为，我们要重视师范学院当年形成的传统和经验，比如师范院校的中文系基本三年都有作品课，这是跟一般大学教育不一样的。
汪晖特别提到，中国现代的人文教育有别于西方，中国人文教育诞生之初，就有一个先天的局限性，随着专业分化、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原先通科意义上的人文教育为了要和自然知识对抗，就必须要强调自己是和物理、数学、化学是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学科地位。因此，文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再是通识教育，也不再是一般的人文教育，而变成专业教育。我们每个人都身处这样的局限性之中，而在清华任教的汪晖对此深有体会：“我在清华大学才知道怎么被工科宰制，为什么你们说的东西我们不能插话，我们说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乱说，类似这样。”
而这样的专业化也会造成我们对自己生存世界的理解有局限性，同时今天的文学对于世界的总体理解也变得越来越有局限性。汪晖特别提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雨果等作家当年是全景性地描述这个世界，而通过文学把握整个世界这样的可能性在今天越来越困难。“在当代的文学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变的越来越小，我们看一个作品，基本上作家的生活世界就是作品的生活世界，这个状况在19世纪是不存在的。19世纪文学都是要去研究作家自己生活之外的，比如巴尔扎克要研究葛朗台。”
而北京大学的贺桂梅教授也谈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本身是西方的产物，而本质上文学教育是一种平民教育。“在19世纪的欧洲最早出现的文学其实是底层人开始读的，是工人、妇女这些平民，他们有闲暇，当时的文学教育就是针对这样的底层人。包括梁启超搞的小说革命以及五四运动等，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就是文学要接触的群体是平民和大众社会的主体。其实现代的教育大概就是一个国民文学教育，可能跟古代的士的理想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平民化、大众化可能就是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也是通识教育的身体力行者，他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给中文系以外的学生讲授当代文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个困惑：面对这些不搞文学研究以后可能也不会从事文学相关职业的人，按照原来在中文系上课的那套固定思路，教他们现代文学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有哪些社团，这些知识对他们有必要吗？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陈思和意识到，所谓的通识教育核心就是人文教育。
陈思和所说的人文教育不是针对知识性的问题，不是针对生活性的问题，而是针对你的灵魂，针对你的心灵。人文教育是跟人的人性成长的过程，它一步一步往上走，一步一步深入。
我们时代的阅读危机：阅读过剩与阅读匮乏
贺桂梅提到，这些年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很多学校在做通识教育的时候，只是完全搬用古代中国经典教育的传统，倡导回归古代经典，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古代的经典教育背后有科举制度，修好了身就可以做官，而通识教育有一个对话对象就是学科的专业化，今天的文学已经是专业分工体系里面的文学，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样把古代的经典教育和现代的文学教育结合起来。
贺桂梅以毛尖等老师在华师大开设的通识课程（20世纪中国爱情文学、现代城市文学和电影等）为例，这些课程特别重视二十世纪的经验。“今天受教育的那些学生，其实已经充分现代化，他们可能跟现代的经验有更亲和的关系。当然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不稳定，是在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中。我非常希望通识教育能够把更多关注二十世纪以来的经验。因为最近这些年传统文化热，在学科的偏向上就是古代文学越来越受关注。好像现当代文学不太重要了，就是人们对现当代文学的经验关注不够。”
袁筱一也认同贺桂梅关于应该要重视二十世纪经典的提法，“二十世纪的经典可能还没有形成，但是在这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人为的构建和想象的，因为它在整个传播过程和阅读的过程当中会不断改变，不断拓展文本本身的价值。所以在这点上可能当代的东西更能够让我们跳出樊笼，因为本身已经彻底经典的话，我们不太容易能够跳出本身对于经典的认知，它对你的限制也很大。而当代的作品的话，这一点我们的余地还很大。”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康认为，我们今天的阅读面临危机，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和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自由主义的阅读是说我们总是希望免遭阅读对象的伤害，尤其害怕智商受到伤害，所以总是阅读让自己免遭伤害的文章，我们希望在安全的语境里面进行阅读。而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是鼓励无边无际的大量阅读，阅读的结果是我们每次和文本的接触会发生在一个瞬间，我们每一次阅读仿佛是一次一夜情，这样的关系里面这个阅读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仍然没有阅读。
在这个意义上，朱康将我们时代的阅读危机概括为阅读的过剩和阅读匮乏这一对悖论。“阅读过剩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有太多可以阅读的东西，每天各位打开手机刷微信都在阅读。但是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进入到阅读之中，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性的。我们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阅读导致了这种匮乏的状态，使得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读了那么多字，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读，因为我们没有发生改变，因为那些文本没有塑造我们。这种阅读的过剩和匮乏是当代最严重的阅读危机。”
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汪晖用了鲁迅的《死火》的例子，死火掉在冰窖峡谷里面，旁边有很多火焰，那是当年的生活斗争、爱和恨都在里面凝固。“而文学阅读就是把这个凝固的死火用我们自己的温暖，或者用我们的技巧，让文学的经典和历史当中真实存在过的生活和斗争重新激发起来，把它变成活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文学的阅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经典的还是当代的，不可能只是修养问题，一定是带着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和当代世界，认识自己，这像是要把自己烧毁。文学阅读是让人死很多次，是真实的死，你在文学阅读当中投入到里面，像鲁迅写死火一样，温热把自己烧死，在烧死的过程当中重生，变成一个新人，对世界的看法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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