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人类学”工作坊：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记住了什么

公共记忆的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热点。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受到全球学术界关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应与公共记忆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建设乃至国际关系及区域安全发展中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有关——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记住了什么。

近十余年来，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的研究不仅是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热点，而且也正在成为多元社会语境中民族国家交互认同过程中重要的话语实践。当代中国的公共记忆是各民族、各区域多元一体的系统，多元文化语境下的公共记忆，无疑是中国记忆研究学界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软实力。
为倡导当代中国公共记忆的多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比较研究范式，2017年11月18日，复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在复旦大学文科楼联袂主办了“中国记忆人类学”首届学术工作坊暨“中国边疆民族记忆的跨学科研究”、“文化创伤、公共记忆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城市非遗保护的伦理记忆研究”联席工作坊。
会议分为四个专题，即：都市社区记忆、边疆民族公共记忆、记忆人类学的比较研究、记忆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来自复旦大学、贵州民族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上海社科院和喜玛拉雅美术馆等12个学术机构的师生五十余人参与了讨论与分享。
中国记忆人类学工作坊学者合影（2017）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程远副院长在开幕词中寄望“人类学者在应对‘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华东师范大学统战部安俭副部长也在致辞中希望本次工作坊能成为“记忆人类学研究的统一战线”。本次研讨会以“都市、边疆、中外比较与跨学科研究”为逻辑线索进行。三位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在研讨开始之前依次以主旨发言的形式予以说明。复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潘天舒教授认为：全球化语境中公共记忆、地方感和社会分层及城市空间重构过程，宜采用多学科交叉视角，对文本和实地的表现进行检视与分析。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龙宇晓教授指出：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形成了既具有族群个性也具有区域共性的记忆系统，研究我国边疆地区世居民族的公共记忆，不仅是了解少数民族族群和发展动向之需，更是全面地正确认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必需；不仅对于深化现代中国公共记忆的研究具有必要的学理价值，而且在国家总体文化安全建设方面也具有战略价值。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王晓葵则强调：记住和忘却是主体性选择的结果，其核心是人的认同。记忆理论的兴起与冷战终结、二战体验者的逐渐凋零以及媒体创造的记忆产业的兴起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因此，跨国、跨文化视野下的比较研究，是记忆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视角。
都市社区记忆
都市是与乡村相对应的概念，艺术机构、企业单位以及对这些城市标志物的艺术表述构成了都市记忆的内核。上海社科院周奇教授主持了第一主题的研讨。
工作坊从“城市化的社会如何安放乡村的记忆”这一问题的讨论开始，华东师大民俗学研究所李明洁教授在比较了美国乡村风俗画家摩西奶奶的作品与当代中国农民画的历史背景、艺术定位和推广手段之后指出：一个社会如何安放乡村的记忆，是其优势文化在过去和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博弈的结果，反映出的是这个社会构建公共记忆时所秉承的价值观。无法安放乡村的记忆，就无法建构和谐稳定的都市文明。喜玛拉雅美术馆王南溟馆长则以“未来荒原”项目为例，论述了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对公共记忆形成的作用，他认为：城市里的美术馆，不仅一直在与乡村记忆和历史记忆对话，也在关涉中心与边缘的讨论中致力于构建整个社会的未来记忆。华东师大社会学硕士生艾美伶的个案研究基于一个国企工人家族从解放到当下60多年的家族记忆，她希望由此透视出传统产业工人群体的生命历程以及这些社会记忆所折射出的国家制度与社会变革带给普通民众的代际影响。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生陈晓琼则以小说《繁花》为例，探讨了文学对于上海集体记忆的再符号化，以及如何通过个性化的叙事摆脱公共集体记忆的线性扁平化的可能。
美国博物馆里摩西奶奶画作的各类衍生品，强化了美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李明洁摄，2017）
李明洁教授在本专题总结陈述中指出：在现代都市这样一个共同的地理空间里，不同种族、信仰和生活方式套叠并存，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类符号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了不同社群公共记忆的激烈交融与博弈，由此建构出的都市社区记忆具有不可复制的丰富性，人类学的宏观视野和细致观察更显弥足珍贵。
边疆民族公共记忆
第二主题的研讨由都市走向边疆。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安俭教授通过分析喀喇昆仑公路的相关历史事件和集体记忆，指出：“巴铁”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的“跨文化社会记忆”。两个社会制度迥然不同、文化差异极大的国家，从196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着“全天候”的友好关系，喀喇昆仑公路是美好的记忆纽带。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李元元博士后就一个藏区村落集体记忆的改造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分析热贡唐卡是如何通过对集体记忆模式和内容的“记忆再造”完成“市场建构”，从一个圣物转向商品。供养危机的发生，说明集体记忆的变迁具有情境性和偶发性。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的古春霞博士后阐释了热贡藏族与土族“六月会”的来历和仪轨，及其所蕴藏的历史记忆和象征隐喻。她特别强调：记忆的机制与非人的力量也有关，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很多是通过仪式性的身体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马衣努.沙那提别克聚焦新疆哈萨克族移民哈萨克斯坦的迁徙记忆，包括移民缘由、移民经历、移民后的生活及移民前后的文化认同。她指出，地理空间的改变并没有消除中国哈萨克族新移民的历史记忆，反而促使他们创造了新的跨界认同。此外，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生活的哈萨克族对于移民的态度并不相同，值得进一步观察。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的丁玫博士后为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艾特莱斯为研究对象，讨论维吾尔族跨界的身体记忆如何达成，她指出：艾特莱斯是维吾尔族服饰行业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的记忆传承的载体。
中国哈萨克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农牧业大县新源县（马衣努·沙那提别克制图，2015）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汤芸副研究员主持了第二主题的研讨，她在单元小结中说到：边境的集体记忆，是靠穿越边界的各种力量合力完成的。边界是具有穿透性的，人与神、不同种族之间，道德与信仰、情感与意义，在构建共同记忆的同时，也被这些记忆构建出了非常多元的边疆地带。
记忆人类学的比较研究
云南大学的陈斌教授主持了第三主题的研讨。
夏威夷考爱岛上库克船长塑像被抗议者泼漆，围绕殖民者的公共记忆在后殖民多元文化的语境中逐步发生变化。（潘天舒摄，2014）
复旦—哈佛医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潘天舒教授通过聚焦“夏威夷”这一美国的“他者”，探讨围绕公共事件、公共空间和建筑物、公共文化和公共人物的记忆塑造以及多元社会语境中族群认同过程，理解庆典纪念与国族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借助相关民族志案例（从“库克船长”之死到“殖民夏威夷”和“阿罗哈的背叛”）的解读和评述，辨识了田野民族志视角中公共记忆的社会功能和文化特征。华东师大民俗学研究所王晓葵教授则选取了中日两国地震灾害记忆建构的不同方式进行了比较，他指出：记忆建构的过程和结果与政治权力、文化传统、地域社会的构造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都有关系，记忆建构是存在不同的图式框架的，政治的记忆图式之外，还有诸如宗教图式、大众传媒图式等。
唐山抗震纪念碑（王晓葵摄，2006）
贵州师范学院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李生柱副研究员聚焦瑶族文化典籍的海外传播、典藏与研究，他指出：瑶族是一个频繁迁徙的典型的跨境民族。文化典籍的收集整理是其保存本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宋汉瑞和黑洁锋的发言的题目是《从父子连名谱系到元阳梯田热潮：全球化语境下的哈尼族公共记忆建构》，提出：哈尼族公共记忆建构包括内隐和外显两个面向，父子连名谱系的文献化是前者的标志，而享誉全球的元阳梯田形象则是外显性公共记忆的代表；在政府、精英、旅游市场、社会媒体和普通民众合谋之下，父子连名谱系和元阳梯田都成为了哈尼族最核心的文化标识和民众记忆载体。
陈斌教授总结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价值。不论是国别之间还是族别之间的比较，都使我们看到不同的地域的记忆有特殊的性质，也看到了不同群体对于集体记忆在理解上也存在差别。
记忆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
朱剑峰副教授主持了本主题并指出：记忆与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和民族学都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由记忆本身的复杂性和广泛影响所决定的；这也进一步说明记忆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以及记忆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龙宇晓教授注意到与公共记忆研究的繁荣现状相比，中国边疆民族的记忆研究还相对薄弱，亟需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他在题为《新时代中国边疆民族公共记忆的跨学科研究》的发言中，分析了国际记忆人类学发展动向对于边疆民族记忆研究的启示，提请学界注意族群公共记忆系统的“交互性”（mutuality）、主体性和复杂性，极力倡导运用“协同民族志”（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和“混合法民族志”（mixed methods ethnography）等新兴研究方法来开展跨学科研究，指出：我们在研究中不要只局限拘泥于回眸式的记忆研究，沉溺于过去式，更要注重以未来为导向的前瞻式记忆研究。
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朱剑峰副教授以对老年失智症的民族志观察为依据，讨论了记忆与识别在照料政治中的价值及其社会判断。指出：记忆丧失是对完整人格的存在威胁，医疗系统和照料群体在对失智症患者的态度上存在诸多可批判之处。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生任思嘉和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硕士生李兴华联手对黔湘边区四十八寨苗侗接生婆进行了调查，发现她们是前“医疗化”时代的生育技艺与记忆的传承者。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硕士生张宇芯观察到四十八寨歌节中女性虽然发挥着重要的主体性，但男性掌握了大多数的资源和话语权。她认为：非遗文化参与着社会性别角色规范的再生产，而女性记忆对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吴黔凤通过口述史的采录记述了文革以来三门塘宗祠的变迁以及这一过程中社会记忆重新形塑的过程。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杨定玉教授和胡雪芳助理研究员分享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海外苗族寻根与迁徙记忆的研究成果，指出：政府、精英知识分子、海外侨界领袖同心协力，通过寻根或者记住乡愁等方式，中外苗族联合重构了迁徙的记忆。
位于贵州仁怀市后山乡的海外苗族始徙地记忆地标亭（杨定玉摄，2017）
潘天舒教授在工作坊的最后做了总结陈词，他认为本次工作坊主题鲜明，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启发性，互动良好。为中国记忆人类学的发展铺下了良好的基石。
公共记忆的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热点。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受到全球学术界关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应与公共记忆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建设乃至国际关系及区域安全发展中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有关——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记住了什么。深入研究中国各民族公共记忆的多元区域实践个案，不仅有利于更好地检视国内外公共记忆研究的相关理论，推动理论创新，而且还可为世界学术增添多样化的鲜活案例，增强国内外学术对话，有助于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尤其是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化和国家建设的复杂背景下，中国社会大众究竟在“记忆”些什么，又集体地选择了什么予以“遗忘”，无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此，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深入到各地城乡社区的田野中去，广泛收集田野的和文本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对其公共记忆的内涵及特点进行 “浓描 ”研究，揭示其本体特征，阐释其深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