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2月8日报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6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西方的自由“退步主义”》称，自由主义能否解决今天西方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极其分化的。西方自由主义力量努力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但在很多国家的很多领域，自由主义不仅没能解决西方问题，问题反而在恶化。

文章称，自近代到今天，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质变，从自由进步主义发展到自由“退步主义”。

自由主义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自由主义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文章称，在知识方面，自由主义失去了往日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知识相对论”的现象。简单地说，知识相对论的意思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政治精英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共识，谁的观点都是相对的，所以谁也不服输；但政治人物又表现得不负责任，动不动就诉诸民众，让民众来决策。公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政治人物由民众产生，民众信任他们，让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但公投表明政治人物已经没有能力为民众决策，而把这种权力“返回”民众。

自由主义过去的成功，在于其以自由主义原则整合了社会。如果自由主义不再能够整合西方社会，而任其分裂下去，自由主义就会失去其内部基础。

文章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演变成教条主义。这尤其表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上。以自由的名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政府的一切干预，包括贫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方面导致资本力量的壮大，另一方面有效阻碍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对外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始终表现为绝对化，西方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对的。因此，西方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而把非西方“妖魔化”。这方面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理论中表露无遗。二战之后，在和苏联共产主义阵营斗争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不遗余力，后来的新自由主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甚至在战争方面，西方也存在着“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之分。在政治领域，二战以后，西方花费了巨量的人、财、物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

文章称，西方首先把自己道德化，意味着什么都好，并且是最好的，因此很多人得了“自我麻痹症”。其次，西方忙于向外推销自己，指责他国，结果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自己的问题，忽视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即使一些人发现了问题，总认为是小问题，盲目相信自己有“自我纠错”机制。再次，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确在非西方国家找到了信徒，这些信徒对西方的“捧杀”使得西方更是得意洋洋。更为重要的是，非西方国家快速进步。非西方国家受西方的压力，很快把西方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学了过去，获得发展和进步。

文章称，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实际上，今天西方自由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如果要生存和发展下去，自由主义必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重新回到近代那种现实主义精神，进行自我更新和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