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0岁的贺优琳从校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掌舵中山纪念中学20年，他创造了千人上重点“神话”。卸任后，贺优琳把首要工作放到履职上。对代表履职工作，贺优琳十分看重，他珍惜每一次为民代言的机会。在2011年的全国人代会上，他谈起民生曾数度哽咽，因而获网友美称“忧民哥”。

　　我有幸连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仅有足够的机会去调研，而且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成为一名为民代言的全国人大代表。

　　我所在的城市集中了很多加工企业，劳动力短缺的情况频频发生，招工难、用工难……这些情况让我开始寻找问题的根源，思考我国的人大政策。

　　我国长期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在总量控制人口上确实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剧。

　　尽管我国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申请二孩的家庭跟预期的数量有较大差距。而且，很多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汶川大地震中，有多少独生子女家庭因为已过生育期，无法摆脱丧子之痛，这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弥补的。再比如，入学难、教育成本高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还有老龄化问题。当时民政部门公布了一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6.7%，205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1.1%，大大高于届时的世界平均水平。

　　如今，我国已进入老年社会，接踵而至地是独生子女所面临的沉重的养老负担。此外，还有空巢老人的增加，成为社会幸福指数骤然下降的必然原因。

　　长期独生子女政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用工难。

　　2000年以后，各地陆续出现招工难。过去一到春节，公司、工厂门口都排着长龙应工，很多人前来应聘。但后来就没这样的热闹，厂家不得不到处做广告、增加待遇等等。甚至有些厂家干脆去火车站、汽车站，当时很多就直接去了农村招工。

　　但是，依然不理想，因为适龄的劳动人口已经减少。所以，许多工厂特别是外来的企业开始转移到东南亚，甚至我们自己的一些本土企业也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外国开拓自己的事业。

　　从2011年开始，在分析数据、向专家请教、向社会调研的基础上，我连续五年提出要“全面放开二孩”的建议。特别在2015年，我在建议中用了“强烈呼吁”“尽快放开”等语气较重的词语。

　　2015年的10月，国家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虽然这个结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实现的，但是作为一名推动者，我在那一刻欣喜若狂。这也是后来促使我不断深入到民生最基层的动力，也是在我遭遇障碍、挫折之后没有丝毫气馁的根本原因。

　　平心而论，在2011年提出“全面放开二孩”还是相当敏感的。那时还是有些压力，感到孤立无援的。几年后，放开二孩的呼声渐渐强了。我始终认为，只要是为国家为百姓着想，就需要坚持。就像郑板桥的一句诗：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我记得在第一次提出“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后，母亲节那天，我意外地收到全国各地许多妈妈们寄来的鲜花，她们希望我能够继续呼吁，她们会一直鼓励我，支持我。

　　然而，在“全面放开二孩”后，生育率并未出现明显改变。我国实行了三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从2014年初开始至2015年8月，一年多时间，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中仅有13%左右申请了再生育。针对此，2016年和2017年，我一直围绕“全面放开二孩”后政府应承担更大责任方面提出建议。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其实，我比松树幸福得多，因为我的根在百姓中。专注民生，必馈于德。2015年退休时，我谢绝了多所民办学校的高薪聘请，专心履职。十年履职，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很欣慰成为每年全国两会期间最受社会、网民、媒体关注的五个代表委员之一，多次被评为优秀代表。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执于民生，无怨无悔。在学前教育、养老和医疗等重大民生问题上，我还会继续发声，尽管离开了人大代表的履职平台，但是建言献策的渠道还有很多。只希望社会多关注一老一小，“小”是民族的希望，“老”是民族的后盾，我们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