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在外交上唱主角的不是魏、蜀两国，而是吴国。这是因为魏、蜀两国没有外交，它们互不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魏国认为它继承了汉朝的天下，是正统；蜀汉则认为曹魏是汉贼。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明确表态，蜀汉同曹魏没有调和的余地，必须刀兵相见。相比之下，东吴的外交就要灵活得多，在三国的外交斗争中，孙权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他根据形势的变化或者联刘抗曹、或者联曹抗刘，纵横捭阖，机动灵活，而且无论孙权联合哪一方都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孙权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外交家。
《赤壁》中由张震扮演的孙权
与曹操结盟，夺取荆州
赤壁之战以后，孙权走的第一步妙棋就是把妹妹嫁给刘备，接着又把荆州的南郡借给刘备。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孙刘联盟，同时又把刘备推到了与曹操对峙的第一线。因为南郡同曹魏的军事重镇襄樊靠近，让刘备去直接对付曹操，孙权就处于第二线。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数次进攻孙权都没有占到便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孙权的侧翼有刘备支持，他可以集中兵力对付曹操。
既然孙刘联盟很成功，那么孙权为什么又会夺取荆州，杀死关羽呢？这里的原因很复杂。第一，荆州太重要了，对于孙权来说，荆州就是他的国门。而且荆州的面积和孙权占据的江东面积差不多，把江山的一半交给刘备来镇守，孙权不放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第二，刘备的势力发展太快，已经对东吴构成威胁。赤壁之战前，刘备是寄人篱下，所以孙权不会把刘备放在心上，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先是取得了荆州的江南四郡，接着又从孙权手里拿到了南郡，接下来又夺取了益州，成了暴发户。到建安廿四年（219年），刘备取得汉中以后，蜀汉的版图不比东吴小，军队数量同东吴也差不多。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刘备就可能在三巨头中排到老二的位置，把孙权压下去，这是孙权绝对不能容忍的。
第三，刘备言而无信，使孙权对这个盟友失去了信任。刘备在借南郡的时候，曾经答应孙权，等到夺取益州，就把荆州还给孙权。当刘备夺取了益州以后，孙权派使者去索取荆州，刘备却对使者说，等我夺取凉州以后就把荆州还给东吴。孙权觉得刘备是在耍赖，他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三国志》卷54《鲁肃传》）于是他派官员去接收荆州南部地区的三个郡，但这些官员都被关羽赶了回来。
赤壁之战
一看文的一手不行，孙权就决定用武力夺取荆州。但是他觉得自己力量有限，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开战，既要对付曹操，又要对付刘备，必败无疑。于是孙权决定同曹操结成军事同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就悄悄派使者到洛阳向曹操称臣。曹操做梦都想拆散孙刘联盟，现在孙权主动上门求和，那真是求之不得。曹操对孙权的来使说“孙曹两家本来就是亲家。现在我们两家要亲上加亲，永结秦晋之好”。原来早在孙策时期，曹操就曾经将自己弟弟的女儿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又娶了孙贲﹙孙坚兄﹚之女为妻。通过进一步巩固婚姻关系，孙曹两家就结成了军事同盟。而这一切刘备、诸葛亮都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诸葛亮在不知道孙曹联盟的情况下，贸然发动襄樊战役。襄樊战役打响以后，吴魏两国的使者往来不绝。为了能得到曹操的有力支持，孙权甚至不惜卑躬屈膝，上表劝曹操早日称帝。赤壁之战时，孙权曾怒骂曹操为“老贼”，并声称“孤与老贼，势不两立。”（《三国志》卷54《周瑜传》）而现在为了夺取荆州，孙权却向曹操称臣，并说曹操代汉是“天命”。建安廿四年十二月，孙权借助曹操的“配合”，如愿以偿夺取了荆州，活捉了关羽父子，并将关羽首级献给了曹操。曹操于是就以汉献帝的名义封孙权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南昌侯。
孙权卑躬屈膝地向曹操称臣，其目的就是进一步取得曹操的欢心，这样他就能够放开手脚去夺取荆州，并且巩固已经得到的胜利成果。由此可见，孙权不愧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能屈能伸，权诈多变。孙权夺取荆州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其父孙坚，兄长孙策早就想夺取荆州，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实现，在孙权手里，终于实现了江东政权梦寐以求的夙愿，东吴版图几乎扩大了一倍。以后孙权又占据了交州，东吴版图及综合国力远远超过蜀汉。孙权稳稳地坐上了三国时期第二把交椅的位置。
向曹丕称臣，获得夷陵之战胜利
孙权在据荆州、杀关羽后，马上就考虑到刘备会前来报复。如果曹丕再趁火打劫，也发兵来进攻东吴，那么就会遭到魏、蜀的两面夹击。一旦形成这样的局势，东吴就很危险了。于是孙权在同曹魏交往的策略上，接连采取了几条措施：
一、当曹丕称帝之时，孙权立刻向曹丕“称藩”，并且将原先被关羽俘虏的曹魏大将于禁以及三万多名降兵全部送还给魏国。
二、当孙权称藩以后，魏文帝要孙权向魏国上贡，而且漫天要价，索要的贡品有明珠、玛瑙、犀牛角、玳瑁、翡翠等，还有很多珍奇的动物。东吴的大臣说：“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孙权对大臣说，他索要的那些珍珠宝贝，在我看来就像瓦片石头。用这些瓦片石头去换取江东的安宁，又有什么不值得呢？曹丕在为其父守丧期间，就如此贪图享受，我们还同他谈什么道理呢？于是就按照曹丕的要求，把东吴大量的奇珍异宝送给曹丕。
第三，曹丕以天子的身份册封孙权为吴王、大将军。这样一来，魏国同吴国的关系就是不平等关系，魏是朝廷、宗主国，吴不过是地方上的一个诸侯国，孙权也只是一个藩王而已。当孙权和大臣们讨论是否接受曹丕册封之时，东吴的朝廷大臣都认为，孙权应该自称上将军、九州伯，而不应该接受魏国的册封。孙权却说：“以前汉高祖刘邦也接受过项羽的册封，我现在接受曹丕的册封，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大丈夫能屈能伸，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孙权虽然如此表态，但在东吴的将相大臣们看来，自己的主公接受魏国皇帝的册封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魏国的邢贞以大国使臣自居，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不把东吴君臣放在眼里。将军徐盛非常愤怒，他哭着对同僚们说，“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邢贞盟，不亦辱乎！”（《三国志》卷55《徐盛传》）邢贞听了，非常震撼，对身边的人说：“江东的将相大臣如此有骨气，恐怕不会永久臣服于我们啊！”
不管朝臣们如何不服气，孙权都坚持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处理这件事。他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不惜屈尊，和邢贞同车出入、歃血为盟，向曹丕称臣。孙权的外交策略确实非常高明，因为对他而言，当时的形势非常不利。当刘备调动全国军队讨伐东吴的时候，在曹魏内部，也有过一番讨论。魏国谋臣刘晔曾经对曹丕说，现在天下三分，魏国占据着天下十分之八的领土，兵多将广，吴蜀是两个小国，他们如果联合起来，依靠险要的地形互相支持，我们倒也拿他们没办法。但是现在他们自相残杀，正是我们消灭东吴的最佳时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调动全国的军队出击。蜀国攻打吴国的荆州，我们攻打吴国的扬州，要不了十个月的时间，就可以灭掉东吴。吴若灭亡，唇亡齿寒，蜀也长久不了。
平心而论，如果曹丕采纳了刘晔的计谋，配合刘备开辟第二战场，出兵攻打东吴，那么东吴必亡无疑。因为吴国实力有限，没有同时应付魏、蜀两个国家前后夹击的能力。但是曹丕并没有采纳刘晔的良谋奇策，对于这个赤壁之战之后曹魏统一天下的最好机会，曹丕轻易放过了。为何曹丕不接受刘晔的计谋呢？曹丕说：“孙权已经称臣投降了，我们怎么可以再去打他呢？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今后还会有人来投降我们吗？”可见，曹丕的书生气十足。自古以来，兵不厌诈，政治家并不需要恪守什么道德规范，战争从来就不是以高尚手段获得胜利的。楚汉战争时，项羽同刘邦在荥阳签订条约，楚汉双方以鸿沟为界，互不侵犯。但是项羽刚刚撤退，刘邦立即就撕毁条约挥师追击，最后在垓下把项羽打败。
曹丕之所以不听刘晔的良策，除了他是文士出身，缺少政治家的气质外，更重要的是孙权的伪装实在巧妙，完全骗过了曹丕。其实，要骗取曹丕的信任，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曹丕不仅向孙权索取江南的奇珍异宝，而且还要孙权“质子”。曹丕对孙权说：你若真心归降的话，就应该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魏国来，作为“人质”。如果孙权将自己的儿子送过去作为人质，那以后无论何事都得听从曹丕的命令，否则曹丕就可以将孙权的儿子处死。但如果不送儿子当人质，曹丕就会认为孙权不是真心诚意归降，极有可能趁刘备大举攻吴之时出兵夹攻。所以是否“质子”，确实使孙权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但是孙权自有他的妙计。于禁手下有一个重要的将领，名叫浩周。孙权在放于禁、浩周回魏国的时候，在浩周身上下了很大功夫，拼命地拉拢浩周。浩周回去，见到曹丕以后，大讲孙权的好话，说孙权绝对效忠于您陛下，我愿意以全家一百多人的性命来担保，孙权决不会反叛，他一定会把儿子送到洛阳来。
公元222年1月，吴蜀夷陵之战正在相持阶段，曹丕派邢贞到吴国，浩周作为随行的重要成员。曹丕叫浩周带口信给孙权，封孙权的儿子孙登为万户侯，要孙权马上把孙登送到洛阳来。孙权在浩周面前“演戏”，说你以全家百口的性命来担保，使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说完以后便痛哭起来，而且是涕泪交加。孙权还“指天为誓”，对浩周说我是绝不会辜负你的，并拜托浩周在魏文帝面前多多美言，说自己的儿子孙登年幼无知，不懂礼节，没有资格享受这么高的爵位，等到孙登稍微长大几岁，我就把他送过来，还说要让宗室大臣孙长绪、托孤大臣张子布一同护送孙登护入洛。又托浩周作红娘，在曹魏的宗室或者夏侯氏当中挑一个女子做孙登的媳妇。
孙权的表演惟妙惟肖，浩周当然是深信不疑。回去对魏文帝又是一番添油加醋，曹丕也是非常高兴，完全被孙权所蒙蔽。过了几个月，曹丕又派人催促孙权赶快把儿子送来。这时，孙权突然宣布以孙登为太子。为何要以孙登为太子呢？因为，一般而言，太子是不能当人质的。当然曹丕也不肯善罢罢休，还是连连催促。公元222年六、七月，夷陵之战进入到决战阶段，孙权为了稳住曹丕，又派使者上书，表示在十月送儿子到魏国来。到了九月，曹丕实在忍无可忍，再派使者前往，魏国的三路大军也同时出发，讨伐东吴。孙权见曹丕不依不饶，而且还诉诸武力，于是就故伎重演，他写信给曹丕，表示要改过自新，如果罪在不赦，不能得到陛下的宽恕，他就“奉还土地人民，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47《孙权传》）孙权可怜兮兮的样子，得到了曹丕的怜悯，他亲自写信给孙权，信中云：只要孙登早上到达，晚上我就会下旨将军队召回。“此言之诚，有如大江”。（《三国志》卷47《孙权传》）
夷陵之战要图
然而这一切都晚了，夷陵之战这时已经结束，孙权大获全胜，所以孙权有恃无恐，曹丕的三路大军气势汹汹地杀过来，孙权也调动三路军队进行反击，魏军不能取胜，无功而返。接下来，孙权宣布废除曹魏的年号，改成自己的年号——“黄武”，表示吴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权，和魏国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场外交之战中，孙权确实是谋略超人，而且还能在胜利的凯歌声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夷陵之战，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刘备全军覆没，狼狈逃回白帝城。此时，吴军的士气非常旺盛，大将徐盛、潘璋纷纷上表，要求乘胜追击，必定能够攻克白帝城，生擒刘备。陆逊不愧为三国时期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他判断魏国表面上帮助吴国，实际上心怀鬼胎。如果吴军深入到巴蜀地区，魏国趁机突然袭击，东吴的形势就会非常危险。于是陆逊坚决主张，立刻班师。孙权接受了陆逊的建议，下令东吴大军全部返回。不出陆逊所料，吴军刚刚返回，魏国的三路大军就杀了过来。要不是吴军及时退兵，后果不堪设想。面对魏军的大举进攻，孙权镇静自若，十分从容地调兵遣将，把来犯的魏军杀退。由此可见，在这场吴、魏两国的博弈中，孙权、陆逊可谓料事如神，取得了完胜。
久经考验的吴蜀联盟
孙权的外交谋略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他可以根据形势随时进行修正和调整。例如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之后，同刘备结下了深仇大恨，两国关系由过去的同盟变成了仇敌。三国时期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转化。魏是大国，吴和蜀都是小国，小国之间长期斗争、厮杀，终究不是上策，而且吴同魏结盟，是小国同大国的结盟，这种结盟是不平等的，两国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君臣关系，对于孙权来说，向魏称臣，只是权宜之策、缓兵之计。而且孙权委曲求全，也确实非常难受，曹丕的“质子”就把孙权逼到了死角，搞得他焦头烂额，难以应付。于是孙刘两家又有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可能。
黄武元年（222年﹚十二月，孙权首先作出高姿态，主动派太中大夫郑泉赶往永安白帝城，表示愿意同刘备讲和，重新恢复孙刘联盟，刘备毕竟也是一个政治家，经过夷陵之战以后，他痛定思痛，头脑也逐渐冷静下来，他知道蜀汉的头号敌人是魏国，如果主次不分，同吴国的战争再持续下去，蜀汉就十分危险了。因此，他先后派出使者宗玮、费祎前往东吴，这样吴蜀又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
吴蜀虽然恢复了往来，但孙权同魏国也还保持着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权是脚踏两只船，左右逢源，所以这时的孙刘联盟是极其脆弱的。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死于白帝城，刚刚恢复的吴蜀关系又一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孙权到底会倒向哪一方还很难说，这个时候，诸葛亮表现出大政治家的胆识和谋略，执政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巩固刚刚恢复的吴蜀联盟，防止孙权再次倒向曹魏。诸葛亮决定派一个能干的使臣前往东吴，此人就是邓芝。
邓芝来到东吴之后，虽然没有象《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那样，孙权在大殿之上架起了一只大油锅，两旁都是刀斧手，给邓芝一个下马威。但是邓芝到达建业以后，孙权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迟迟不肯接见邓芝。邓芝也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使臣，他递上一份表章，表章上有这么一句话，“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三国志》卷45《邓芝传》）这句话很有水平，如果说我来的目的是为了吴国，那显然是假话，孙权不会相信。只有说，我这次来的目的，是要使吴蜀两国都得到好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双赢”——才能打动孙权。
孙权立刻召见邓芝。他问邓芝：“我很想同蜀国结盟，但恐怕蜀主刘禅年纪小、不懂事，蜀国国力弱小，难以抵挡魏国的进攻，不能自保。所以犹豫不决。”邓芝回答：“吴蜀两国加起来有四州之地，大王您是英雄，诸葛丞相也是豪杰。蜀国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吴国也有长江天险。吴蜀一旦结为唇齿之邦，发挥我们的优势，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如果大王您向魏国称臣，曹丕可能就要您到魏国朝廷里去做官。至少也要吴国的太子作为人质，如果您违抗曹丕的命令，他就会发兵前来讨伐。蜀国军队也会沿长江顺流而下。到那个时候，江南土地就不会属于大王您所有了。”
邓芝分析得头头是道，正中孙权下怀。孙权想了一会，回答道：“你说的完全对。将来灭掉曹魏以后，天下就可以太平，吴蜀两国的君主共同治理天下，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邓芝回答道：“自古以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一旦灭掉魏国，就不知道天命归谁所有。我认为，作为君主，就要以德治理国家；作为臣子，就要尽忠保国。到那时，吴蜀两国将士还得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一直到天下统一为止。”孙权听了大笑说：“君之诚款，乃当尔邪！”（《三国志》卷45《邓芝传》）
通过这次会谈，孙权彻底断绝了同魏国的交往，再次派出使者进一步加强同蜀汉的联盟。但为时不久，吴蜀联盟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公元229年，孙权认为自己羽翼已经丰满，条件也完全成熟，所以就自立为帝，表示自己在名分上和魏蜀两国完全一样。孙权这样做其实很正常，因为魏国的曹丕早在公元220年就代汉称帝，刘备也在曹丕称帝的第二年，即公元221年称帝，而孙权的吴王还是曹丕封的。孙权眼见曹丕、刘备先后称帝，当然不甘落后，也想登上龙椅，但他比较谨慎，觉得吴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夷陵之战时，孙权面临魏、蜀两国夹攻的危险。夷陵之战后，孙权和曹魏关系破裂，必须单独对抗强大的魏国，同时国内的少数民族——山越不断起兵反抗，所以孙权仍然不敢称帝。
元末农民起义，群雄逐鹿，朱元璋之所以能最终获得成功，建立大明王朝，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朱元璋执行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方针。历史确实是惊人的相似，朱元璋是“缓称王”，而孙权却是“缓称帝”，而且都成就了王霸之业。
虽然在三国时期，孙权是最晚称帝的，但仍然影响到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当东吴派使臣到蜀国，通报孙权称帝，蜀汉朝廷一片哗然，大臣们义愤填膺，认为应该马上同东吴断交，其理由当然很充分，因为自古以来，就有“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传统观念。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是诸侯割据，大国称霸，但名义上的天子仍然只有周天子一个。蜀汉和曹魏都骂对方为“贼”，所以就不存在谁承认谁的问题。蜀汉与东吴虽然是同盟国，但蜀汉向来以正统自居，如果认同孙权的皇帝身份，岂不是认同汉朝已经灭亡，蜀汉王朝的正统地位将受到质疑。
如何应对孙权称帝的这一事件呢？诸葛亮分析道：“孙权想要做皇帝的野心已经很久了，我们之所以同他结盟，是因为要同东吴形成犄角之势。如果我们现在同他断绝关系，就会反目成仇。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出兵伐吴，吞并了东吴以后，才能北伐。然而东吴国力强盛，人才很多，我们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平定东吴，如果战争的时间拖得太久，曹魏就会有机可乘，这样对我们就大为不利。在外交中，我们一定要通权达变，不可逞匹夫之勇，义气用事。至于有人认为孙权只满足于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并不能配合我们一起北伐，这种看法其实也是似是而非，孙权不是不想北伐，而是他的力量不够强大。如果我们的北伐能取得胜利的话，孙权也会出兵和我们一起争夺胜利的成果。退一步而言，即使孙权不出兵，只要我们同他搞好关系，我们的北伐就没有后顾之忧，曹魏在河南地区的军队必须对付东吴，而不敢调到西边来，单就这一点来讲，对我们也是大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对孙权称帝这件事，就不要太计较了。”
诸葛亮的这番话极其精彩，把联盟或毁盟的利害得失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以想见，在当时蜀汉的朝廷中，关于是否要同东吴保持外交关系这件事争论得肯定非常激烈，而且诸葛亮比较孤立，所以他必须要以充足的理由来驳斥那些毁盟派。《三国演义》中有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出使东吴，舌战群儒的情节，其实那是罗贯中的虚构，诸葛亮真正的舌战群儒，并不在东吴，而是在自己的朝廷中，舌战那些主张毁盟的腐儒。
诸葛亮在说服毁盟派以后，立刻派陈震为使者带着礼品去祝贺孙权登上皇帝宝座。孙权看到蜀汉认同他的皇帝身份，当然十分高兴。于是两国再次隆重地签订盟约，盟约中规定灭魏之后，两国平分魏国的领土，并且声讨曹操、曹丕、曹睿的滔天罪行，从此两国要“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有渝此盟，天地不容”。（《三国志》卷47《孙权传》）
三国历史上，以文字形式留下的外交盟誓颇为罕见，孙权和诸葛亮在公元229年签订的同盟国条约在《三国志》中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外交史资料。这个盟约的签订进一步巩固了吴蜀联盟。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
孙权称帝后，吴、蜀两国的关系较为和谐。例如，在邓芝、陈震之后，费祎、董恢时常奉诸葛亮之命出使东吴。孙权对费祎来访非常重视，他不摆皇帝架子，亲自出面招待费祎。史书上说孙权这个人的性格，十分“滑稽”，喜欢讲一些嘲弄人的笑话，费祎也是“事事调答，无所遗失”。（《三国志》卷44《费祎传》注引《祎别传》）有一次，孙权喝得酩酊大醉，趁着酒兴，他就说，“杨仪、魏延，牧竖小人，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曾不知防虑于此。”（《三国志》卷39《董允传》裴松之注）
杨仪是诸葛亮丞相府的长史，魏延是征西大将军，两人都是蜀汉朝廷的重臣，诸葛亮的左膀右臂。孙权可以这样说，但费祎怎么接话就成了难事，幸亏费袆身边的董恢反应灵敏。他回答道“杨仪、魏延不过是为了个人的一点恩怨而闹矛盾，并不像韩信、英布那样，嚣张跋扈，难以控制。我们两国要消灭曹魏，就一定要用一切可以使用的人才，如果单凭这一点，就要防患于未然，恐怕不是长远之计吧！”孙权听了这番话，哈哈大笑。
孙权对费祎的外交才干是相当赏识的，他预见到费祎一定会得到蜀汉的重用，所以就对费祎说“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恐不能数来也。”（《三国志》卷44《费祎传》）说着，孙权解下自己常佩的一把宝刀，赠送给费祎。费祎说：“刀是大王用来讨伐叛乱的，我怎么能接受呢？但愿大王建功立业，和我们一起兴复汉室，臣虽然愚钝，但决不会辜负大王的美意。”一番话说得孙权连连点头。
诸葛亮死后，吴、蜀两国的外交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诸葛亮死讯传到东吴，东吴马上在巴丘这个军事要地增加兵力。孙权增派兵力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考虑到魏国可能乘机攻打蜀国，吴国事先作好准备，可以随时增援同盟国。第二，观察形势，待机而动。如果蜀汉在诸葛亮死后，出现崩溃的局面，吴国就可乘机分割蜀国的领土。
蜀国听到东吴增兵巴丘的消息，马上作出反应，增加蜀、吴交界的白帝城的兵力，为了缓和两国矛盾，蜀国又随即派大臣宗预出使东吴。宗预来到东吴后，孙权毫不客气地责问宗预：“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预对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三国志》卷45《宗预传》）孙权见宗预十分坦率，同时也感到诸葛亮虽然病故，但蜀国政权十分稳定，所以就隆重招待宗预。这样吴、蜀两国的关系才维持下来。但好景不长，过了不久，吴、蜀两国又几乎发生了一场冲突。
蒋琬执政时，因不甘于蜀汉政权长久偏居西南一隅之地，打算再次北伐。因考虑到诸葛亮北伐的路线过于艰险，军粮的运输实在太困难，所以就想从水路进兵。于是命人制造水上作战兵器，打造战船。不料，蜀国的这一军事行动引起了吴人的猜疑。东吴许多大臣认为蜀国修造战舰，其目标是针对吴国。他们纷纷上书孙权，要求东吴作好应战准备。幸亏孙权的头脑比较冷静，他洞察形势，认为蜀汉不可能攻打吴国。他对大臣说：“我待蜀人不薄，他们没有理由背信弃义，至于蜀国修造战船，那是他们的国防需要，我们用不着大惊小怪。”由于孙权的理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故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从吴、蜀结盟后期的历史来看，其效果是明显的，正是因为吴蜀联盟，强大的曹魏时时有后顾之忧，不能挥师南下，才使得三国的历史如此的丰富多彩，不断地演出一幕又一幕生动的历史活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