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8日报道（文/王文）近年来，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成为误导国际社会对华认识、煽动中外关系紧张的主要消极变量。相比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数轮“中国威胁论”，这一轮“中国威胁论”逻辑更严密、用意更深远、行动感更强，能否成功化解直接关系到中国可持续崛起的进程，也将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

2017年5月7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货船驶出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比港）集装箱码头。中远海运2010年10月正式接手希腊最大港口比港二、三号集装箱码头以来，这个枢纽工程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耀眼明珠。（帕诺斯·托马达基斯 摄）

西方感受到中国实力

从1993年美国《外交》双月刊第一次提“中国崛起”开始，关于“中国威胁”的国际言论就不绝于耳。然而，此前的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或仅是学术假想，或仅是在部分外国利益集团中传播，或是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图。随着事态变化，那些论调渐渐烟消云散，显得不值一驳。

比如，上世纪末，构陷“中国人将吃光全球粮食、耗尽全球能源”的理论假设，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现实所化解；本世纪初，渲染中国商品泛滥将冲击全球市场的新闻报道，在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实际上普遍惠及各国民众生活的事实面前变得失真；几年前，“中国将南海变成火药桶”的传言，在中国对南海诸国的外交诚意下化为乌有。除此之外，中国不遵守知识产权规则、中国环境污染等诸多国际舆论中伤，都在中国快速发展与自我纠错前“败下阵来”。换句话说，过去的“中国威胁论”几乎都是“假设的”、“伪造的”、“矫情的”或“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相比之下，这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显得真实很多，是发达国家相当大部分人真切地开始恐惧中国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国际事实。

第一，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国经济实力将不可阻挡地超越发达国家。

2008年中国成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在欧亚非三大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承包了大量基建工程；2014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流国际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认定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更重要的是，中国抓住数字革命的技术浪潮，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呈现出对西方的全面“弯道超车”之势。诸多事实使多数西方精英意识到，“500年来从未有过之大变局”正在发生，即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一个非西方大国的经济实力对西方的全面碾压，改写了1500年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持续领导世界的历史轨迹。

第二，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国外交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号召力。

过去，虽然发展中国家也曾在20世纪中叶运作过“不结盟运动”、“万隆亚非会议”等，但西方长期垄断着全球进程，只有西方才有实力召集全球各国政要聚首，设置并推进国际社会的各项发展议程。然而，2016年主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提出明显比此前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议程更普世、更受欢迎的“中国方案”，如全球基础设施建设、G20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2017年中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球政党对话，每次都有超过120个国家的政要或高层代表参加，“中国方案”广受好评。此外，“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各大官方文本，中国在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平等尊重、互联互通、节能减排、开放包容、消除贫困、反恐维和等方面的各类政策主张与国际呼吁，常常受到全球社会的普遍欢迎与支持。此时，西方意识到，“西方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国政治模式对后进国家、转型国家、欠发达国家产生吸引力。

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多数精英骄傲地以为“历史已终结”，以经济私有化、政治选举化、治理市场化的“华盛顿共识”打败苏联共产主义模式，将成为未来历史演化的唯一国家发展模式。但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发展优先、基建先行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模式，以选贤任能、有为政府为主要特点的政治模式，以人民优先、民生改善为主要成就的社会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可借鉴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着手“学习中国”。更重要的是，美欧国家在国内政治内耗上出现“制度性的衰败”，枪支泛滥、种族矛盾、阶层固化等社会矛盾出现“体制性的痼疾”，延续数百年的“西方优越论”走下神坛。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了思想公共产品，成为全球各国发展的另一种选项。在应对气候变化、捍卫自由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中国都大有被国际社会拥戴为“全球领袖”之势，支持率远大于西方。西方惊呼，“中国赢了”，“西方已输”。历史并没有终结，真正的世界历史可能才刚刚开始。

欧美有意联合抗华

欧美国家智库、媒体、政客近年来几乎空前一致地对“中国威胁”发出集体性的呐喊，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中国浪潮”的文化自觉与条件反射，更暴露了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外交感召、制度魅力等呈现“超越”苗头感到无比恐慌后的反扑企图。

这些“中国威胁论”多数体现在对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与国力崛起的不满与抹黑。比如，美国智库炮制“锐实力”概念，意在假想包括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入侵以及所谓“不可告人的中国政治阴谋”；欧洲媒体攻击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虚构中国意在分裂欧洲的阴谋，等等。这些声音目的是在提醒西方社会放弃对中国“民主化”的意识形态幻想，高度警惕中国发展造成的“恶性”冲击。

还有不少“中国威胁论”则集中挑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比如，2017年底开始流行的“债权帝国主义”，意在建构中国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勾勒中国通过债务强迫当地国出让主权的负面形象；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更是在2018年初出访拉美、非洲的最后在任阶段，不断攻击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强行传播共产主义模式；不少欧美议员则诬称“一带一路”另造中国版势力范围，意在破坏国际自由秩序，等等。这些声音企图重塑西方的权威，破坏与拆散中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朋友圈。

更有一些“中国威胁论”企图将中国定位为西方的“假想敌”。比如，美国舆论不停地控诉中国窃取西方高科技知识产权；英国媒体则通过春秋笔法，描述西方正在“神助攻”帮助中国崛起，意在激励西方重新联合；特朗普政府更是不惜与中国大打贸易战，又为传统盟友提供加税豁免，大造“联欧抗华”贸易战的对峙架势。这些手段都是刻画中国非法地占了西方便宜，窃取了西方利益，意在促成并打造西方的再团结。

事实上，西方的再团结并非不可能。2017年底美国开始推行“印太战略”，提出新版基建与投资方案，试图制衡“一带一路”；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2018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直接批评“一带一路”，强烈呼吁欧洲要有内部凝聚力；2018年3月，日本主导与其他10国签署被称为“新版TPP”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企图制衡中国自贸区战略。种种迹象已表明，“中国威胁论”不再像过去仅是“论述”层面，而正在向“实践”转化。“中国威胁论”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集体行动，正在实实在在地威胁着中国发展。

以“善治”应对舆论战

在笔者看来，在新时代，中国不妨采取“新韬光养晦”策略，一方面继续保持战略自信，持续对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另一方面也要学会用更长远的眼光、更有恒心的战略耐力，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友华势力”斗智斗勇。

如果一些西方势力以“拳击”的方式对华进行贸易战、金融战、货币战甚至军事讹诈等，中国切不可心急。以当前的中国实力，与西方硬对抗，西方社会占不到大便宜，但中国多半也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中国若运用古人智慧，以“太极”方式化整为零，让对方的拳击打空、打散，更无法通过“敌人化”中国而整合西方力量。这才是上上策。

在当前极其残酷与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须有更深的现代智慧与博弈格局，既要与西方现存力量强化合作，在中国投资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时引入欧美国家的第三方参与，继续让它们成为中国崛起的利益攸关方；也要与相关西方力量进行有效竞争，站在人类与全球利益的高度，创造新的国际标准与新型国际制度，实事求是，持之以恒，改革并优化目前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国际运行体系。

“新韬光养晦”决不等于不作为，而是要“巧作为”“深作为”“实作为”“长作为”，是要进行更精细化的对外作为。中国要深化落实过去五年来对国际社会的各项承诺，优化存量、扩大增量，通过企业合作、对外投资、贸易往来等方式做大中国发展的“崛起红利”，塑造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口碑，防止国内某些领域出现“改革空转”“政策打滑”等迹象蔓延至国外。

目前来看，虽然西方整体实力在下降，但西方领导世界的国际格局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中国务必要戒骄戒躁，尽可能地团结全球精英，形成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知识共同体、舆论共同体。我们还须认识到，在没有硝烟的国际舆论战中，搞好国内建设，持续国家“善治”，才能真正令外界心悦诚服，才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最终办法。（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