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对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研究颇多，殊不知曾国藩对于社会教育尤其是科技教育也有自己的见解。虽然曾国藩加强科技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挽救日渐走向衰亡的清朝政府，但他的科技教育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封建社会，教育的总体特征是教育与科举紧密相连，科学与人文完全分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下层民众要改变自己在社会中的等级，唯有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考试的内容多为四书五经、程朱理学等，脱离社会现实生活。长期的科举教育体制已经令国人窒息。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力主废除科举体制，培养新式人才。龚自珍主张国人学习“西洋奇器”以期国家强大；林则徐也认为应该变革教育内容，向西方学习，开眼看世界；魏源主张教育应更注重“经世致用”，国人应更多学习有实用价值的学问。他们的观点和实践是中国近代科技教育改革的先声。而洋务派在大办洋务的同时所设立的新式学校，则为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自己发展科技教育的主张。

曾国潘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西方国家在我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他们一方面在我国输入西方价值观，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实际上，这些教会学校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科技教育的承担者，他们开设的课程不再局限于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增加了生物学、地理学、生理学、算术和其他各门自然科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新型人才。深受曾国藩赏识的容闳、华衡芳、李善兰、徐寿等人曾是教会学校的学生，都被曾国藩委以重任，是中国最早的科技知识分子。

同一时期西方各国的科技教育则几乎完全由国家来承担。例如19世纪初，英国的怀特·布雷向议会提交正式议案，提议国家通过预算的方式来资助国民教育，1839年英国各级各类学校的经费投入和管理全部由国家承担，而教育的内容则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类知识。随着西方各国大学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成熟，西方的科技教育日益走上体系化、制度化的道路，科技文明一日千里。相对而言，中国则依然局限于传统的“旧学”，新式科技教育仅是零星的点缀。在此背景下，曾国藩倡导科技教育，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以利华夏的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时代意义。

当时的清朝政府已病入膏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方列强纷纷入侵并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清朝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权岌岌可危。曾国藩忧心忡忡，逐渐认识到，国家之所以堕落到任人欺侮的局面，根源在于国家的科技水平低下、科技人才奇缺、武器装备落后。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加强国防力量，这就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大力发展科技教育。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社会较早重视科学技术的人之一，他认为国家要强大，民族要自立，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必须通过教育来培养一批科技人才，建立和发展军工企业，学习西方的造炮制船技术。因此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将魏源和林则徐等人的思想付诸实践，学习西方科技、举办近代兵工厂、造船制炮，增强国防力量，御敌于国门之外。

曾国藩大力倡办近代军工企业，网罗科技人才。在安庆期间，他将懂得西方先进科技的徐寿、华蘅芳、容闳、徐建容等“皆以宾礼罗致幕下”，从事军事技术的研究。后来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一起建造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兵工厂，即江南制造总局，华蘅芳、徐寿等人作为技术专家进行研究和生产指导。

在洋务运动开展日渐深入时，曾国藩逐渐意识到科技人才匮乏带来的各种弊端。在购买洋枪洋炮和轮船并建厂仿制的过程中，离不开“洋匠”的办理，不论是谈判还是生产都要受制于人，因此曾国藩认为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异常重要。曾国藩培养科技人才，一是通过国家开办新式学堂开展科技教育，以培养通晓西方科技文化的新式人才；二是通过派遣留学生，提升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

关于通过创办学校进行科技教育，曾国藩认识到，我们在轮船的操控、生产的进行、武器的使用等诸多方面，都离不开西洋人的指导和控制。曾国藩深知中国不可能完全依赖购买外洋机器和全部聘请洋人来主持技术工作。为了使我国水兵和工人能更好地掌握轮船的操控和枪炮的使用与生产，需要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和教育。因而，容闳积极向曾国藩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即“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曾国藩对此非常认同，并很快筹备和部署在江南制造局内建造广方言馆和工艺学堂，聘请熟知西方科学文化的专家为老师，招收中国学生，结合操作实践讲授工艺技术原理，造就了国内第一代比较正规的机械工程技术人员。此举也为其后不久由徐寿、傅兰雅等人发起的创建格致书院积累了经验。

对于留学教育，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容闳建议派遣国人出国留学。曾国藩对此十分赞同，认为在江南制造局内建造兵工学校，对于科技教育来说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教学内容上都不能适应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开创留学教育则可谓开创了科技教育的新纪元。1872年至1875年三年间，清政府共派出四批幼童赴美留学。虽然后来因顽固派强烈反对和经费困难而被中止，但曾国藩所开创的留学教育影响深远，培养了以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为代表的多位近代中国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表明他不仅仅是要通过学习西方的船炮制造这种器物层面的技术，还要求国人学习西方人的“智”。换言之，国人需要逐步了解和学习西方文明中科学文化的内涵和最新成就，因为掌握科学原理是制造业发展的根本。另外，在制造军舰和枪炮的过程中，也需要翻译大量的外文资料。为此，在曾国藩的组织下于1868年成立了翻译馆，先后聘请了中国学者50人，外国学者9人参与译书工作。至1912年，翻译馆共译出241种西文图书，涉及数学、化学、医学、地质学、地理学、农学、机械工程、工艺制造、航政、法律、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曾国藩组织的这一批翻译家，可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他们所翻译的西方科技文献，一方面完成了科学原理的输入，奠定了我国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开阔了近代中国进步人士的视野，奠定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壮大的人才保障。

曾国藩能在当时经济落后、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倡导向西方学习，培养科技人才，实属难能可贵。科技创新需要有开放精神，更需要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不管是建立兵工厂还是成立兵工学校，曾国藩并不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专家的指导和参谋，但他同时坚持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人才，以免中国的军工企业长期受“洋匠”的控制。发展科学技术不能只注重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更应重视科学原理的探索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曾经非常强调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建造轮船，建立兵工厂制造枪炮，使我国的国防力量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但曾国藩同样重视借鉴西方的“智”，他成立翻译馆，大规模翻译西方的科学技术著作，让国人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原理，培养科学精神，这在当时尤其难得。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

原标题：曾国藩科技教育思想与实践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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