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知名智库并不满足于对本国政府决策和舆论产生影响，还很重视国际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并通过积极的国际交流合作谋求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

“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产业最核心的机制。这一机制既帮助政策制定者加深学术积累，又帮助智库研究者增加实践经验；既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又构成人际传播网络；既提供了“人才流”，又拓展了“信息流”渠道，它为需求和供给方提供了一个有效通道，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机制。

人们往往忽视了“旋转门”机制与美国外交资源全生命周期利用之间的关系。美国外交界的领导和专家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利用。比如，基辛格、芮效俭等一批外交家80多岁还活跃在美国的智库界。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龙永图、于洪君、魏建国等外交系统和外贸系统的老同志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在如何充分发挥外事系统老干部和老专家的作用、增强我国智库的国际交流和传播能力方面暂时缺乏相对科学的制度性安排。

西方智库，尤其是美国智库，不分种族、国籍在全球范围内广纳贤才的做法，形成了全球人才招募与吸纳机制，利用国外知识精英为其效力。

这些外籍专家多半在母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对母国的语言运用、政治特点、人文风俗均有相当好的基础，然后在研究生阶段留学美国，毕业后留在华盛顿、纽约等智库聚集区工作，参与到美国智库对其母国政策的咨询与研究工作中。这使得西方知名智库对全球情况了如指掌，保证前瞻性、深刻性研究的同时，也为智库国际合作交流储备了优质人才“集团军”。以美国智库中的华人为例，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兰德公司等一流智库都有大量优秀华人雇员。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在美国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在2014年2月聘任华裔研究员李成教授为中心主任，李成凭借对中国政治的深入研究，成为美国顶级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领头羊。他带领的团队成员包括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克林顿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等，其中很多人是奥巴马政府高官们的信息源。他推动了中美两国年轻学者的交流，加强了布鲁金斯学会与中国的联系。

英美智库还招募名牌大学的在校外籍学生担任实习生，招募外籍访问学者任兼职研究员。这一做法不仅为智库注入了多元化的“新鲜血液”，也用智库独特的组织文化影响被招募者的思想和品质。这种做法为智库谋求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创造了极大优势。

西方国家一系列举足轻重的智库纷纷通过与海外研究机构合作设立分支机构、办事处，在积累一手资料、吸收所在国优秀学者的同时，实施本土化策略，近距离影响该国媒体和公众，抢占国际问题研究的“桥头堡”。从智库国际合作的软硬件基础来讲，其构建了一个全球智库网络，也为这些重量级智库在对象国开展活动提供了相当于“驻京办”一样的机构。西方知名智库，特别是美国高端的国际问题智库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和区域优势将自己打造成为实体的国际会议中心，成为国际上交换信息、交换意见的场所，它们的意见领袖、领军人才去对象国举办论坛、会议，比他国智库到美国要方便得多。

1993年，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原称基金会）成立了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成员几乎都是俄罗斯人。

2006年，布鲁金斯学会与清华大学联合创办了其首个海外机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很多人来自中国，这也体现了它的全球性，他们用美国人了解的语言解释中国的变化，同时也用中国人了解的语言解释美国的思维。

2007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了多哈中心研究分支机构。多哈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与中东国家及不断崛起的亚洲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包括地缘政治和能源经济、区域的冲突研究、和平进程研究，以及海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政治改革问题上。在积累了充足的一手资料和利用对象国优秀人才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多哈中心对年度美国—伊斯兰世界论坛构想和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0年4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人员大部分为中国人。

除了这些可见的办事处、海外分支机构外，西方知名智库还依托对象国当地的本国常驻机构作为其隐形的分支，与其保持紧密联系或直接向其派驻自己的研究人员。例如，美国一些媒体在华记者站、大使馆都和智库保持紧密联系，甚至其“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研究人员拥有多重身份，既是智库研究人员，也是媒体记者或驻外使馆职员。从人际传播角度讲，这不仅有效推进了“一轨”和“二轨”的联系，还保持了与对象国学界的紧密联系。

新型智库，尤其是智库“国家队”以及省级重点培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类智库要把公共外交作为重要职能来建设，积极面向世界讲中国故事、为中国辩护、为全球治理伐谋，勇于开拓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新途径。因此，我国智库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西方智库国际交流和国际传播的经验；充分发挥我国外事系统和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系统老同志、老专家的经验；敢于在全球范围内聘用专家，引进全球智力；迅速拓展境外分支机构，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心建立前哨阵地，便于就近拓展国际研究网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原标题：西方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的经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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