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书局实体店
思南书局实体店将在上海复兴中路517号开业，实在是一件值得说说的事情。因为思南书局延续了复兴中路517号这幢花园住宅曾经的人情故事，假如思南书局选址不在那里，那么，这幢洋楼只是一幢貌似修旧如旧的建筑，只是有一块铭牌记载着一点旧史。而今，故事可以延续了，这幢花园住宅的前生今世可以连接着说说了。
于是，思南书局尚未开张，故事就开始了——
复兴中路517号，2011年3月被卢湾区文化局列为区级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建于1926年，欧式花园住宅，三层，砖混结构。
产权人曾为爱国将领冯玉祥（1882—1948），其妻李德全于1951年将其捐献给国家。
诗人柳亚子（1887—1958），于1936年—1940年和1946年—1947年在此租住。
2011年之前，这幢花园住宅墙面上的铭牌只写着“柳亚子旧居”，似与冯玉祥将军无关。
其实，这幢住宅是冯玉祥将军购置的。不过，是在冯的副官刘广化和冯夫人李德全亲属丰云鹤名下。为什么产权未列在冯玉祥名下？据说，这也是当时的名人常有的举措。因为，冯在淮海路等地另有居所，而且人也不常在上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挂名产权人改为黄氏。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氏将地产契约归还李德全。1951年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支援抗美援朝，将该住宅所有契纸托人送交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市长收存，1952年2月7日立据“赠与”政府。于是，这幢花园住宅改为民居租赁房和卢湾区人民政府招待所用房。2000年在迁走居民后被改建成思南公馆的一个独立空间，其后有商家租用，而今开设思南书局实体店。
改造前的鸟瞰图改造前的弄堂改造前的窗改造前的壁炉
改造前的室内一角
冯玉祥，安徽巢湖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46年赴美考察，1948年7月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由美回国参加全国政协途中的9月1日不幸因轮船失火，被烟熏窒息致死。
冯玉祥隐姓购买复兴中路517号房产，因为上海档案馆等存有李德全的“赠与”信函，在2000年时被冯玉祥外甥冯丹龙还原并正名。
冯玉祥在购置复兴中路517号房产后并未入住，而且，挂名产权人也未入住，而是对外出租。于是，柳亚子先生在1936年至1940年和1946年至1947年两次租住在此，不单是租住，还办理了户籍登记，直至1950年迁出户口。这也使得一些研究者据此误以为复兴中路517号就是柳亚子的“地盘”。
柳亚子，江苏吴江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南社创办人、诗人。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有关柳亚子的漫漫人生，读者大可从其他载体获知。他1932年从国外返回上海后，先是入住辣斐德路424号，两年后迁入1257号；1936年入住557号，也就是现在的复兴中路517号。这幢花园住宅的二楼是客厅，客厅西侧坐南朝北陈列着一长排高书橱，三楼为起居室兼工作室。
那时，柳亚子做了些什么事情？
1928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各地设置通志馆，推进地方志编修。上海特别市政府决定设立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委员兼陆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想起还闲居着的柳亚子，便推举他出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1932年1月26日，上海市市长宣布聘定柳亚子、朱少屏分任上海市通志馆正、副馆长。
1932年7月15日，上海市通志馆宣布成立，设在当时法租界的萨坡赛路291号（淡水路），柳亚子和通志馆编纂徐蔚南等广泛招揽著名学者，聘任胡怀琛、吴静山、蒯世勋、席涤尘、郭孝先、胡道静、李纯康、蒋慎吾等任编纂馆员，董枢、乐嗣炳、钟贵阳、沈家诒等为特约编纂，向各方征集史料着手编纂《上海市通志》。
这段经历，后来经常在胡道静先生笔下流出：
那时在柳公领导的上海市通志馆里工作，安排写的志稿是《文化事业编》，其中有一个项目是《上海的定期刊物》。
初稿被选刊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的创刊号。怎么补订？就提笔写了封信给柳公诉苦。隔天，收到回信，使我大喜过望。信中说，他家里有不少的期刊没有编过目，打算邀我去他家给编一个目录，同时让我可以从他的所藏期刊中得到增订志稿所需要的材料（这是指收藏中属于上海出版的那些刊物）。这可是一举两得的佳事，我当然欣然从命。信中并给我安排了每天上午在馆办公，中午休息过后，两点钟到他家编目二小时，到编完为止。
这样，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每天我就去柳公馆工作。以先，我也去过柳公馆作客……见过客厅里有一长排书橱，但不知里面藏的是些什么书。这回为工作而去，第一天，柳公从楼上的起居和工作室来到中层的客厅，把书橱的钥匙交了给我，要我自己启开书橱取书编目。这才知道，橱中所藏，尽是大量的成套（联号）期刊，从辛亥革命前夕起直到当代（三十年代）的各种进步期刊。
……
柳公最初是到馆里来办公的，坐在馆长室里看稿。后来因患脑病，他就经常在家，但对志稿的审阅仍从未放松。记得那时，柳公的家在辣斐德路四二四号（后来迁到五五七号）,就在法国公园即今天复兴公园的附近，距离志馆不远。我们写的志稿每完成一个章节，就由编辑主任交听差送去，让他审阅。如果他在审阅中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写信交听差带回，还对我们的回信给予批复。为了磋商文稿，当时我们收到柳公的信是很多的。由于我写的志稿较多，所以我得到的柳公信函也就特别多，前前后后少说也有二百来通。
1937年春，《上海通志》初稿完成11编，留下一千多万字的原稿，其中一百万字的初稿曾刊印成《上海市通志馆期刊》8册；《上海研究资料》正、续二集，约九十万字；《上海市年鉴》发行了三版（1934年版、1935年版、1936版），还影印出版了天一阁收藏的《（弘治）上海县志》，排印出版了《上海掌故丛书》10册等等。当时，还有部分已由中华书局印出清样，但因日军侵华而未能问世。1937年11月通志馆解散，所有文稿、档卷、贵重图书从淡水路密运至柳亚子家中（复兴中路517号）保存，以免被日军劫走。从此，柳亚子居家奋笔著述，题寓所为“活埋庵”，先后完成南社史料编纂，撰述《南社纪略》，完成手抄本《曼殊余集》以及《南明史纲》4卷、《南明日历表》1卷。在钱杏邨、郑振铎等人帮助下，完成有关南明的一些研究文章。
1940年底，因上海租界的环境日趋恶劣，柳亚子感觉不能再耽搁下去。胡道静先生后来写道：“行前考虑到沪寓所存通志馆重要文卷的安全问题，找我商量，联系一个妥当的地方代管保存。我想到自己与法国耶稣会中从事学术文化方面的教士有联系，就去恳托震旦大学图书馆法籍馆长夏之时司铎（Pore Richard）和中国副馆长景培元先生，得到他们慨允，于是这批文卷由柳宅密移至震旦大学托管。柳宅距震旦较近，且都在法租界，所以转移工作很顺利，一点没有外泄。” 抗日战争胜利后，得以完璧而归。 1940年12月13日，柳亚子偕同夫人郑佩宜、次女柳无垢搭乘“亚洲皇后”号游轮避居香港。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通志馆复原改名为“上海市文献委员会”。柳亚子嘱咐胡道静从震大图书馆把以前寄存的《志稿》及资料收回，交给文献委员会。历经八年抗战，寄存之件,一无损失。1949年上海解放时，也因为柳亚子的关照，文献委员会得到军管会文教委员会的照顾，归入上海市文化局社文处，从通志馆时代积累起来的上海历史数据和写成的《志稿》一千多万字和部分人员都留在了社文处。再后，社文处的上海文献资料部分又划归上海市文管会。
1946年，柳亚子返沪后仍居复兴中路517号。毛安澜先生后来回忆：“1947年我们再度迁入上海辣斐德路557号（即今复兴中路517号）亚子先生沪寓。我们住二楼西部前后两间，二楼中部是会客厅，东部供惠民小儿科医生作诊所用。三楼东部是亚子夫妇及无垢居住，无非夫妇及君石、君华住三楼西部。当时父亲已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从事金融工作，某日得悉国民党特务要对柳亚子、王绍鏊等知名民主人士下毒手，乃请亚子先生早日离沪。亚子先生亦得到消息，由其婿陈麟瑞设法弄到两张飞机票遂同机飞港。亚子先生离沪前还匆匆赠诗，庆贺我父母亲百岁之喜。”
1947年10月18日，柳亚子再次流亡香港。1949年2月，应毛泽东电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柳亚子开始寓居北京，他的亲戚仍住在复兴中路517号。柳亚子1950年10月11日由京来沪，在家曾与亲友欢聚。他在告别上海之际，将家中所藏明清以来古籍图书、家传和自己搜集的南明史料、南社和其他革命史料、吴江地方文献4.4万册全部捐献给国家，收藏在上海图书馆。
这便是复兴中路517号这幢花园住宅的往事，因为柳亚子的入住，数十位民主人士、名家学者常常在此高朋满座、谈古论今；曾入藏在此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第二册年内出版；柳亚子在此的著述也大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里也恢复了冯玉祥曾经的业主身份……
而今，一家值得期待的书局将在这里开业，继续着这栋花园住宅的人文因缘和书香故事。